1948年12月初，徐州国军撤逃到孟集时，副官向杜聿明的副参谋长文强报告，说在附近小山的宝塔上发现了解放军，问如何处理。 文强对副官说：“你这个人，这个问题还来请示我？你让二处处长派个特务连，围住宝塔喊话看看有什么动静，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办，还来问我？” 于是，二处处长调了一个营包围了宝塔，冲着里面喊了一会儿，里面没有动静。他们就把门炸开冲进去，抓了七个好像是武工队的人，还缴获了炸药包、手榴弹。 在宝塔里有潜伏的武工队一事，给国军宿营地造成了恐慌的气氛。到了半夜，忽然有枪声，枪声由疏而密，经查，是特务营警戒兵打的，他们说：“共军的部队到了，有冲进寨子的可能。” 特务连连长杜宝惠（杜聿明的侄孙）也这样报告，搞得杜聿明一夜没有睡觉，几次打电话要邱清泉调部队增援。一直闹到天亮，连解放军部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一夜乱打的结果，反而是把国军在寨子外露营的士兵打死打伤了不少。事后追查责任，才发现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几名电话兵在夜里查线路，相互之间为了联络，喊叫：“来了！来了！”警戒兵听到，以为是解放军来了，举枪乱打。 文强向杜聿明请示如何处理被抓的七个武工队，杜聿明拿支笔一批：“就地枪决！” 文强不愿意执行，他把军法处长和第二处处长找来，对他们说：“你们糊里糊涂的，判断不对呀。如果他们要炸掉我们的指挥部，这个罪就大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得手，法律上叫做‘未遂’，就是有罪，也要减刑，不能杀，要杀也只能杀为首的一个，把那七个人都杀掉？哪有这样的法律啊？” 军法处长说：“杜总司令已经批了，按他的批示办理，就地枪决，我们没有权力改变，恐怕你参座也没有权力讲这个话。” 文强说：“我看他们就是几个农民嘛，杀俘虏，这是不行的。” 军法处长说：“杜老板已经批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就签个字吧。” 文强说：“我不敢签这个字，我一签字，这七个人都枪毙了。” 军法处长问：“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里又没有铁笼子，又没有监狱，往哪里关这些俘虏呢？” 文强拿过笔来写了四个字：“暂缓执行。” 军法处长和二处处长都不愿意，瞪着眼睛看着文强，文强火了：“你们看着我干什么？赶快把俘虏押回去，跑掉一个人，我杀你们的头！” 第二处处长随后私下对文强说：“你说得不错。杜老板这样批也太过了。” 文强说：“按我的意思办。” 第二天，文强随国军部队转移到陈官庄附近，这七个人随他们转移。文强再一次对军法处长和二处处长说：“要优待这七个人，给他们弄饭吃。我这样做了，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如果要杀头，就杀我的头，不会杀你们的头！” 军法处长和二处处长异口同声地说：“你签的条子我们带在身上，条子是你批的啊。” 这七个人关了半个月，军法处长天天埋怨文强，说你看这个事，还要天天给他们弄吃的。军法处长天天催文强执行。 二处处长偷偷跟文强说：“这样办，我让第二兵团邱清泉司令官那里开个口子，假装我们有任务，把这七个人派出去。咳，把他们都放了，他们在这里还要吃要喝的。” 文强觉得这倒是一个办法，说：“可以呀，就从熊笑三那个军开个口子，把人放了，邱清泉这个人很马虎，不会追究的。如果邱清泉说放了共军的俘虏，你们就推到我的头上，说我们副参谋长管这个事。” 按计划行事后，果然，邱清泉打电话来了，问你们抓的那几个人，为什么放了？ 文强和邱清泉打官腔，说：“另有任务。” 邱清泉疑惑地问：“噢，另有任务啊？” 文强说：“另有任务！是我批的，我负责。” 邱清泉不说什么了，于是在文强的默认下，这七个被俘的武工队员被偷偷放走。 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覆灭后，杜聿明、文强等人被俘，后来都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改造期间，杜聿明一直担心自己下令枪杀七个武工队员的事情受到追究，文强则向管理所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后，对杜聿明说：“今天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告诉你，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 杜聿明说：“你跟我讲的是假话。” 文强说：“现在咱们都是战犯了，这个时候我还跟你说什么假话呢？是我办的事情嘛。” 杜聿明说：“你还帮我辩护呢。” 文强说：“我已经向来审查的人和管理所的负责人讲了，他们也认可头。”后来，按照文强的讲述，北京审查组专门寻找那七个被释放的武工队员，发现都还在。 后来，杜聿明成为功德林第一批特赦人员，比文强早出来15年（杜聿明是1959年12月特赦，文强是1975年3月特赦）。文强特赦后，杜聿明和他聊天时，感慨地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这么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