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蒋介石派专机将谭祥送到沈阳，陈诚郁闷的对妻子说：“总裁派我来东北送死也就罢了，而今又送你来陪死！” 1948年1月初，新五军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勃然大怒，于1月10日乘专机飞到沈阳追究责任。 陈诚及东北行辕副主任罗卓英等人早已等候在机场，蒋介石一下飞机，陈诚、罗卓英便率先向蒋介石汇报，将责任一股脑地推到第9兵团廖耀湘与新6军军长李涛身上，说他们拒不执行总部命令，拒不增援，致使新5军全军覆没。 蒋介石听后，火冒三丈，即宣布召开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追查责任。 第二天，会议在东北行辕的会议厅召开。蒋介石一入座，即对廖耀湘、李涛一通严词指责，并宣布将对两人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不料，廖耀湘与李涛根本不服，当即起身争辩。廖耀湘说：“报告总裁，我并没有接到救援新5军的命令！” “是的，我也没有接到命令！”李涛紧跟着说。 廖耀湘与李涛一人一句，说得蒋介石哑口无言，不得不回过头看看陈诚，陈诚说：“我部署完毕后，由罗卓英下达的作战命令。” 罗卓英是陈诚的亲信，自然要替陈诚说话，他支支吾吾地说：“我是电话通知廖司令官和李军长的。” ”没有接到电话！”廖耀湘和李涛异口同声地反驳。 蒋介石狐疑的问陈诚： “指挥作战为什么没有书面命令？” 在一片尴尬气氛中，陈诚只好站起来，无可奈何地说：“新5军被歼，完全是我指挥无方所致，与众将领无关，请总裁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见陈诚隐瞒了实情，心里虽然不满，但也不愿惩罚这位嫡系爱将，只好说： “临阵换将，会影响军心士气。” 说完，拂袖而去。 陈诚指挥无方打了败仗，又在众将领面前如此丢脸，心情无比愤懑，回到官邸后，竟与妻子谭祥抱头痛哭。 事实上，凭着陈成夫妇与蒋介石夫妇的特殊关系，陈诚无论如何是死不了的。 由于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又是在宋美龄撮合下与陈诚结婚，于是，陈诚走了“夫人路线”，让谭祥回“娘家”，向宋美龄求情。 这一招果然奏效。经谭祥如此这般一说，宋美龄心疼干女儿，自然也就爱屋及乌，对蒋介石说：“辞修（陈诚的字）已经病得无法起床，怎能应付东北如此混乱的局面，还是换个人吧。” 蒋介石原本也没打算让陈诚在东北久待，如今夫人求情，便当即应允，决定由卫立煌到东北接替陈诚。 1月17日，南京宣布成立“东北剿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总司令，任命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为顾全陈诚的面子，东北行辕主任名义上仍由陈诚兼任，任命卫立煌为代主任。 陈诚逃离东北后，几乎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都明白，东北已成为火坑，跳进去在劫难逃。卫立煌为何要替陈诚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但由于既非江浙籍，又非黄埔出身，尤其在抗战中与八路军配合作战，这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对这个昔日的爱将打压不断。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决定以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为基础，组建陆军总司令部，照理，时为远征军司令的卫立煌理所当然改任陆军总司令，但蒋介石却任命何应钦为陆军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 剥夺了卫立煌的兵权，蒋介石又逼迫卫立煌携夫人出国考察，直到东北战局吃紧，蒋介石才想起这个“虎将”，让他回国。 卫立煌回国后，虽然不愿赋闲在家，但也不愿去东北收拾陈诚丢下的烂摊子，代陈诚受过。当时卫立煌住在南京上海路五号的私人寓所，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刻前往总统府，当面拒绝蒋介石的任命。 卫立煌拒赴东北的消息立刻传到谭祥那里，谭祥焦急万分，只得亲自登门拜访，请求卫立煌说：“辞修胃病犯了，实在支撑不住了。东北只有卫先生出马才有办法。” 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毫不客气地反驳说： “什么好对付不好对付，有权有利的时候你们抢，弄得不可收拾了就叫我们去收摊儿么？” 谭祥碰了个软钉子，蒋介石又派张群、顾祝同登门，希望能说服卫立煌。 张群对卫立煌说： “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但要想挽回东北局势，大概只有你出马了。” 张群的话绝不是给卫立煌戴高帽，卫立煌主持东北军事，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东北蒋军的许多将领都曾是卫立煌的老部下，而且以卫立煌的资历和能力，也可以让这些将领信服。 最终，卫立煌决定上任。听说卫立煌态度有所改变，蒋介石立刻召见卫立煌，当面保证，万一东北战局失利，一切责任与卫立煌无关；并答应从关内调5个军充实东北兵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卫立煌飞赴沈阳，走马上任。到任后，卫立煌沮丧的发现，这个摊子比他想象的还烂。此外，锦州的范汉杰兼任前进指挥所主任，完全是自成体系，沈阳的精锐大都划归廖耀湘兵团，蒋介石的指令直接传达给范、廖等东北将领，更像是总司令，卫立煌俨然就是一个副手。在这种局面下，卫立煌只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坐等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