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对东北军旅长唐君尧说：“立即出发，拂晓前赶到华清池。记住，严令兄弟们绝对不能出岔子，不准伤害委员长，你负完全责任。” 12日凌晨5时左右，张学良的卫队营所乘汽车的灯光照射在公路上，由西向东飞驰而来，开向华清池。 守卫的宪兵阻拦射击，卫队营的士兵们下车，跑步前进，有的冲到院墙附近，有的爬上了墙。 大门口的宪兵只有十几人，很快就被击溃了。这时卫队营的士兵们越墙而过，将大门拉开，紧接着，冲进华清池的前院。 但在这时，院内的宪兵和蒋介石的侍卫们，集合在二道门附近，猛烈射击，阻止前进。在二道门里还有假山和荷花池为依据，一度形成紧张的战斗，伤亡较大。 院内宪兵们虽有依托的据点，但由于人数不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这时，唐君尧站在死角的墙垛喊话：“不要再打枪，再打下去，毫无意义，这也不是我们东北军的本意。我们不是叛变，也不是土匪，现在我们停止放枪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再抵抗了。” 在唐君尧的喊话之下，院内剩余的宪兵放下了武器。大约是清晨6时左右，唐君尧迈开大步朝着蒋介石的卧室走去，经过贵妃池外面的走廊时，一眼看见一个人坐在地下，面孔显出极苦痛的样子。 唐君尧看这人面熟，便问：““你是谁？怎么样了？” 这人回答说：“我是委员长的侍从处长钱大钧，我胸口中枪了。” 唐君尧说：“原来是钱主任，对不起了！” 说完，唐君尧立即呼唤一个士兵过来说：“快扶钱主任到前院去。” 参与临潼捉蒋的东北军师长刘多荃和钱大钧有一定交情，看到钱大钧受伤后，当即吩咐说：“赶快用汽车把钱主任送到西安医院治疗，不要耽误。” 在士兵把钱大钧带走后，唐君尧急忙转身奔向蒋介石的卧室。才到门口，一个卫队营的士兵向他报告：“报告旅长，委员长不在屋里，已经走了。” 唐君尧听到蒋介石已逃走，精神立刻紧张起来，赶忙走进屋里，发现卧室里非常凌乱，衣物、书籍散乱在桌椅和床上，他立即招呼卫队营长孙铭九说：“马上派弟兄们到院内各处搜查，另派士兵们分向东面和南面山上寻找，谁先发现委员长的时候，立刻吹号或鸣枪通知，我就去迎接。注意，不论谁发现了委员长，委员长说什么话，都不得惊扰他。” 孙铭九走后，唐君尧顺手捡起散乱在桌上的纸张和小册子一看，都是蒋介石拟的电稿、密码本以及日记等等。 唐君尧把这些文件包起来，走向前院，见到了师长刘多荃，刘多荃说：“我已将这里情况报告了副司令。他命令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委员长，决不准有一点差错。’同时，我已经和周全五（周福成）通电话，他说外围警戒线没有一个人通过。这足以证明，委员长还在大包围圈地区以内隐藏着，决不会走远。” 这时，大约已有7点多钟了，负责来临潼的东北军军官，情绪都紧张而焦躁，蒋介石到底逃到哪里去了呢？ 刘多荃、唐君尧与外围的周福成和两个团长张治邦、林大木通电话，哪里都没有发现什么踪影。正在无所措手足时，一名搜索兵带来一个蒋介石的侍卫，同时一○五师第一旅的副官带来一名宪兵。 副官说：“这个宪兵知道委员长的下落。” 唐君尧问那宪兵：“你知道委员长现在哪里？” “报告长官，我不知道。”宪兵回答。 唐君尧说：“我以长官身份一定要你说出来，委员长在什么地方？我以人格担保，决不伤害他。” 说到这里，唐君尧从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塞在那宪兵手里说：“如果你不想继续当宪兵，这有2000块钱，给你作路费，你可以回到家乡做个小买卖。” 那个宪兵说：“凌晨，我在山神庙位置值勤时，看见委员长由墙上跳下来，接着又听到‘哎哟哎哟’两声，跟着，又听侍卫在问委员长负伤了吗？然后就见他们向东南山上走去了。” 唐君尧大喜，随即命令孙铭九带人仔细搜索骊山，并叮嘱说：“谁先找到委员长，副司令有赏！” 不多时，首先发现蒋介石的是一○五师第一旅第三团的翟班长，他这个班是担任外围警备的，发现蒋介石藏匿在骊山山腰的一个山洞里。 紧接着孙铭九赶到，对空放了三枪，以示找到了蒋介石。孙铭九到蒋介石面前，一边先敬礼一边喊：“委员长受惊了！” 蒋介石对孙铭九说：“你把我枪毙在这里吧。” 孙铭九立即回答说：“委员长请放心，副司令没有半点危害委员长的心思，委员长，我们走吧！” 蒋介石“嗯嗯”两声说：“你请张副司令到这里来。” 孙铭九说：“张副司令在西安，他没有在这里。” 蒋介石说：“你给我找一匹马，骑着下山。” 这个时候去哪里去找马？孙铭九表现出为难的样子，过了一小会后，说：“我背委员长下山。” 孙铭九边说边蹲下身子，蒋介石伏在孙铭九的身上，几个士兵在后面扶着，走下山坡，辗转到了华清池院里。 等在那里的唐君尧走上去说：“报告委员长，我是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请委员长进城。” 蒋介石无可奈何，钻进了汽车，坐在唐君尧等人的陪同下，一路飞奔西安新城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