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日，蒋介石派二儿子蒋纬国飞去北平。蒋纬国一下飞机，就去找特务头子谷正文，两人密谋将傅作义绑架去南京。 在和傅作义见面时，蒋纬国递上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的大意是让傅作义率部南撤。 傅作义对蒋纬国说：“总统的心情我知道，同样也请他理解我的心情。 接着，傅作义向蒋纬国就华北的形势作了分析和介绍，说：“如果突围不啻以卵击石，共军会将我们分割包围，聚而歼之，必将全军覆灭，三十五军的教训应当汲取；如果死守，也是毫无意义，因为大势已去。” 蒋纬国问：“傅将军打算怎么办？” 傅作义反问：“二公子若是处于我的地位，你又打算怎么办？” 蒋纬国与傅作义谈了三个小时，毫无结果，只得悻悻离开。但是傅作义并不知道，他已经与一次绑架行动擦肩而过。 原来，蒋纬国一下飞机，就急忙找保密局在北平的特务头子谷正文商量。谷正文见蒋纬国突然来到，知道是有紧急任务，连忙热情地接待了他。 蒋纬国说；“此前徐永昌部长前来劝说傅作义南撤遭到拒绝后，父亲特派我与傅作义恳谈，因对北平的情况不甚清楚，所以先来找你！” 谷正文将情况作了详细介绍，然后说：“凭徐永昌与傅作义的特殊关系，未能说服他，二公子亲自出马，恐怕也难奏效！ 蒋纬国问：“依老兄之见如何挽回这个危局？” 谷正文说：“将他带回南京！” 蒋纬国问： “怎样带回南京？” 谷正文说：“绑架！而且这个任务只有二公子才能办得到！” 蒋纬国一听“绑架”二字，连连摇头以为不可。可谷正文坚持说这是当前挽救局势的唯一办法，说：“如果绑架成功，很可能挽回部队的士气，再不济也要拼个鱼死网破，总比拱手将北平让给共军强！” 蒋纬国被说得心动，问：“我一人，怎能有力量将傅作义从总司令部里绑架出来？” 谷正文说：“这好办！你是代表蒋总统而来的，拜会完了告辞时，傅作义从礼貌上一定会送你上车。你事先故意将车停在稍远的地方，并聊些同情他的话；趁司令部的卫兵不注意，由我派遣埋伏在车上的人，强拉他上车，只要开到机场，上了飞机就算绑架成功了。” 第二天早晨，蒋纬国按计划到谷正文处借车，谷正文派了两名特务埋伏在车里，车开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将车停在离门卫稍远的地方，一切按计划准备动手。 可是蒋纬国与傅作义谈过话后，最后时刻动摇了，未下达行动暗号。中午时分，谷正文派出去的汽车开回来了，两名特务向他报告，蒋纬国临时改变了主意。 蒋纬国走后，郑介民又突然飞到北平。傅作义对郑介民并未好感，因为此人虽然挂着“国防部”次长的头衔，但是军统元老，当过保密局长，面善心狠，和徐永昌、蒋纬国是有很大的不同。 郑介民一下飞机就到处找人谈话，和北平警察局长杨清植以及保密局的大特务王蒲臣、徐宗尧、谷正文等人密谈了半夜。 第二天，郑介民去找傅作义，一见面就气势汹汹的问：“傅将军，我听说你们正在派人去和谈？可有此事？” 傅作义回答说：“没有的事。” 郑介民质问说：“不见得吧？不是派人去蓟县了？” 傅作义说：“有些接触也是难免的，蒋总统也是清楚的，谁说接触就是要和谈呢？” 郑介民此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蒋介石派他来，曾私下交代，傅作义在新保安和张家口战役失败后，损失了大半的绥远系精锐，这个时候极有可能不愿意再打下去。郑介民此来主要的目的是探傅作义的口风，同时以特务头子兼“国防部”要员的身份，给傅作义以震慑。 见唬不住傅作义，郑介民又说：“没有自然是最好的，望傅将军好自为之。” 傅作义知道对付郑介民这类人，来硬的比服软的效果要好，当即强硬的说：“郑次长什么意思，如果总统不放心，我马上可以辞职！” 郑介民自知北平还是傅作义的地盘，又见傅作义表现强硬，不是好碰的钉子，蒋介石让他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撕破脸，于是他当即脸上堆出笑来，赶紧把话捡要紧的说：“对于傅将军，总统心里是有数的。总统的意思，傅司令也知道。只要傅总司令率部南撤，我在北平的所属人员一定保证南撤成功，我的所属人员听从傅总司令的命令就像服从蒋总统一样。” 郑介民一口气终于道出了此行的目的，也不愿意继续在待下去，便告辞离开。郑介民乘飞机返回南京时，傅作义并未送行，这让郑介民很是不满，愤愤的对送行的王蒲臣、徐宗尧、谷正文等人说：“对于那些敢于出头露面为北平谈判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踪，必要时就把他们干掉，以起‘杀鸡儆猴’之效。” 傅作义听到这种说法，也毫不客气地公开回敬说：“我傅某人吃粮当兵几十年，好歹也是陆军二级上将。如果有几个特务敢于造次，我想他们还没那个本事。” 有了傅作义的表态，北平特务头子们的活动也不敢太嚣张。就这样，在相继“送走”徐永昌、蒋纬国、郑介民等人后，天津也随之解放，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傅作义，最终选择了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