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孙殿英去见戴笠，想让其引荐他去见蒋介石，他准备了大量礼物，来到汉口法租界戴笠寓所，吹噓他在平汉线收拢了一万多旧部，加上地方武装，足以编成一个军。当时的戴笠也急需要能为自己所利用的军队，因此和孙殿英一拍即合。 关于孙殿英去见蒋介石，在后来的一次闲谈中，孙殿英对军统特务头目文强等人说;“那次到武汉得雨农弟（戴笠）的保引，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了几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不敢正坐正视。委员长开口向我说:‘你的情形戴科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出力，我已手令何部长（军政部长何应钦）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当我听到扩编为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我才坐下去问了一句，今后还有啥要指点的。委员长瞪着眼脂把我从头到脚瞧了一遍，然后才慢吞吞地说出;‘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大清白，趁此机会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可把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又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我话没有说完，委员长赶忙命一个侍从参谋将我扶起来。第二天见了何部长，果然发表了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若不是雨农弟拉我一把，我怎能有今日。” 孙殿英东山再起，担任暂五军军长之后，不分良莠，大肆扩充部队。由于历史上孙殿英多次反蒋，因此蒋介石对其并不信任，让戴笠加强监视。1939年，戴笠任命军统特务徐静远、张振武为“军事委员会平汉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一支千余人组成的行动爆破队，配属有直接可以和重庆联系的电台，表面是配合孙殿英部作战，实际上是监视着孙殿英及其部队的行动。 但是，戴笠安插的两个棋子后来都失效了，徐静远在一次回防地北渡黄河离奇淹毙，张振武则被孙殿英重金收买，还被任命了一个挂名师长。 戴笠见此前的布置全部失效，只得赶忙又派大特务严家诰以新五军高参的名义随孙殿英行动。同时，戴笠又借加强对敌后行动工作为名，派大特务陈仙洲为平汉北段爆破总队长，名义上听孙殿英的指挥，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孙部周围的监视。 1942年初，戴笠又加派亲信特务头目萧骥为新五军随军情报组长，携带电台驻在军部，凡 有关孙殿英的动静，几乎逐日都有情报电达重庆。 同年3月，日军企图大举扫荡太行山区，戴笠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唯恐孙殿英部不稳，于是又派军统骨干特务文强以“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名义，借口与山上的三个军联络(当时山上有蒋嫡系范汉杰率领的二十七军，杂牌的有孙殿英率领的新五军和由马法五指挥的四十军)，实则重点监视孙殿英。文强远在重庆，等辗转到达太行山区孙殿英的防区时，已经是9月了。 在文强去见孙殿英的那天上午，见面时，只见孙殿英在院子里的照壁前，仰首注视着高墙上悬挂的一柄用红绸裹着的宝剑，左右两边站着几个长袍大褂的彪形大汉，俯首不语地听孙殿英讲话。 见文强表情疑惑，孙殿英的副官解释说:“孙大爷正在传道，请稍等一会。他已知道高参要来，今天一起床就要我们准备茶点水果招待你呀。” 副官的话还没有说完，孙殿英瞥见了文强，赶忙叫“徒弟”们退入内室，然后好像老朋友一样,抢步上前挽着孙殿英的手说:“高参老弟，昨晚就知道你要来，我一早就等着欢迎你。雨农是我的把兄弟，你来了就如雨农弟来了一样，以后仰仗的地方很多，请进请进。” 当时孙殿英的部队名义上归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但实际上孙殿英根本不买庞炳勋的账。文强离开重庆前往太行山区时，戴笠专门叮嘱他此去要对孙殿英、庞炳勋彼此的关系进行修复。因此，文强到任后，在春节将至之际，便邀请孙殿英和他同去二十四集团军总部见庞炳勋。 文强清楚孙殿英和庞炳勋的关系很僵，因此为了避免突然前去让庞炳勋生疑，文强专门打电话和庞炳勋的参谋处长联系，得到回复：庞总司令非常欢迎。 孙殿英对文强说:“还是老弟你面子大，难得难得，庞老总向来一毛不拔，最怕宾客去吃掉他的办公费。” 出发时，孙殿英带了一个卫士排、二十多匹马骡，大包小包的驮运而行。上路后，文强才发现驮马袋中是大批做好的大饼，每一张大饼还夹着一张钞票，一路逢人便撒，副宫边撒边喊:“这是孙大爷孙老殿给你们的。” 文强问孙殿英:“是不是太行山上有此风俗?” 孙殿英笑着说;‘“风俗倒不见得，我不能不要老百姓。连年豫北大旱，老百姓那里还有大饼吃。老弟，老殿是穷苦人出身，不能忘本，你懂得我的意思么?” 文强只好附和说:“懂得。” 事实上，文强到太行山区后，发现孙殿英部军纪很差，这次完全是孙殿英故意做给文强看的。接着，文强发现驮马袋中装有好几大包由孙殿英亲手制的鸦片膏子，少部分是孙殿英路上吸的，大部分是送给庞炳勋的。 文强后来哀叹说：“长官尚且如此，还怎么打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