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刑场，新四军苏浙游击纵队的全体成员。被残忍杀害后，一张罕见的留影，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几名国民党的官兵围在一起，议论纷纷，不远处的城墙上还挂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而这颗头颅正是副司令兼参谋长汤景延的遗首。 1943年4月15日深夜，江苏南通发生了震动人心的事件。当地的通海自卫团在团长汤景延的带领下背叛了革命，投向日伪。这个原本受新四军领导的抗日地方武装，突然选择投降敌人，完全改变了立场。更严重的是，汤景延还试图强迫另一支抗日武装——崇明警卫团与他一起叛变。崇明警卫团自然不愿意屈服，因此双方爆发了冲突。结果，崇明警卫团的三名士兵在战斗中阵亡，团长趁乱逃脱，剩余的几百名士兵则被汤景延强行吞并，最终加入了日伪阵营。 汤景延的叛变无疑是向新四军背后捅了一刀。消息传出后，新四军的战士们无不愤怒，纷纷要求上级领导采取行动。然而，苏区的领导人粟裕却下达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命令，命令内容明确指出，在没有他的进一步指示下，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对付汤景延。 汤景延的故事起源于1904年，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5岁时，他从安定小学毕业，正值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这个时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感到愤恨，对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及地主豪绅对百姓的压迫深感不满。 由于学校克扣学生伙食，他在同学中公开揭露这一不公平的现象，然而因而遭到校方的愤怒报复，被开除学籍。面对这一打击，汤景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努力，最终在1921年重新考入了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师范学校。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受到国民革命思想的影响，汤景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1948年深秋，上海城外的刑场上留下了一张极为罕见的照片。这张照片记录下了新四军苏浙游击纵队全体成员被处决后的场景，成为了那个动荡年代中最为震撼的历史见证之一。 照片中的画面并不算清晰，却足以让人看清每个细节：几名身着制服的国民党官兵围成半圆，他们的目光都投向不远处的城墙。城墙上，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头高悬，那是新四军苏浙游击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汤景延的遗首。官兵们的表情各异，有的面带沉重，有的神情冷漠，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 刑场四周布满了荒草，深秋的寒风吹过，带来一阵萧瑟。几名穿着便服的地方民团成员站在远处，他们的身影在照片边缘若隐若现。这些人都是这场处决的见证者，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 就在照片拍摄前的几个小时，这里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处决。新四军苏浙游击纵队的三十多名幸存成员被带到刑场，他们的手臂被粗绳紧紧捆绑，衣衫褴褛，身上还带着突围战斗中留下的伤痕。处决前，有官兵在记录着每个人的信息，而另一些则在检查枪支弹药。 处决结束后，行刑者们开始处理遗体。他们特意将汤景延的遗首悬挂在城墙上，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少见，往往是为了震慑其他反抗势力。就在几天前，这些被处决的革命者还在奉贤县的水域奋力突围，经历了五天五夜的激战。而现在，他们的生命定格在了这个深秋的早晨，定格在了这张照片里。 1943年初，日伪军对海门展开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中共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决定，将驻通海地区的崇明县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合并为一个团，并以特殊方式打入敌人内部，配合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清乡”斗争。汤景延是中共特别党员，抗战初期曾参加过国民党地方部队，并与伪军上层人物有着“旧交”。新四军军长陈毅为这一行动命名为“汤团行动”。 汤景延在姜站长的帮助下，成功地见到了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李士群对汤景延的背叛行为给予了高度赞赏，并立即晋升他为旅长，授予少将军衔。汤景延升职后高兴得不亦乐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并通过发放请帖招待敌伪各路人物。 许多阿谀之徒借此机会接近汤景延，结果，敌人的“清乡”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情报也通过酒桌和闲聊间悄然传入了汤景延耳中。他再将这些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传回苏中军区，使得粟裕等指挥官即使身处指挥部，也能了如指掌地了解敌方的动向。 然而，汤景延投敌后的堕落也愈发明显。他不仅仅满足于军衔的提升，开始贪图财富。仅仅几天，他便命令开设协记公行，自任经理，账房先生由顾复生担任。公行主要经营粮食、肉类和蔬菜等物资，南北货物频繁进出。 实际上，“汤团”正是利用了在敌人内部控制沿江港口和开设商行的便利条件，不仅保障了新四军南北的联系，还帮助江南的18旅和江北主力购买和运输军需物资，筹集资金，收集军事情报，甚至秘密处决了一些日伪特务，真可谓一举多得。 1943年9月，反日伪的第一阶段“清乡”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果。汤团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但继续留在敌人内部已没有必要。9月29日夜，汤团在金沙据点举行宴会，邀请伪军警头目借酒醉之机设牌局。时间一到，汤景延一挥手，指挥战士们击毙了伪金沙特工组长等人，并摧毁了伪“行动大队”大队部和伪区公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