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9月14日，“北洋怪杰”徐树铮在天津中州会馆诱杀了陕西督军陆建章。而陆建章则是冯玉祥的伯乐和恩人，陆不仅一路提拔冯玉祥，还将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冯。因此当段祺瑞听说徐树铮杀了陆建章后，大惊失色，但徐却不以为意。 21岁的徐树铮不满现有的生活，决定离家出走，来到山东济南，寻求一份谋生的工作。虽然他有秀才和廪生的学历，但这些仅仅是他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到了济南后，他意识到自己必须依靠某个大人物才能在这里立足，而这个大人物自然是袁世凯。徐树铮花费心思，倾尽全力，写了一份《国事条陈》，并准备将其递给袁世凯。 徐树铮动了脑筋，花钱买了一件官场上常用的封套，并假借袁世凯亲戚徐彦儒的名字，将信送到了巡抚衙门。这一行为表明，徐树铮为了接近权力，已经摸清了袁世凯的亲戚圈。尽管采取了不正当手段，但最终信还是送到了袁世凯手中。关键在于，这封信的内容能否让袁世凯青睐。 果不其然，袁世凯看到信后大为震惊，惊叹于徐树铮的才华，并得知这个年轻人年仅21岁。袁世凯决定亲自见他，但由于此时袁世凯的生母刚去世，无法亲自接见，于是委派朱钟琪代为接待，并表示：“这个年轻人颇有才华，不可轻视。”然而，朱钟琪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和对徐树铮的嫉妒，最终让机会从徐树铮手中溜走。 到了1918年10月，段祺瑞与徐树铮共同推举徐世昌为北洋政府第五任总统，标志着宪政时代的开始。在徐世昌成为总统的同时，段祺瑞和皖系的其他领导人也着手组阁，北洋政府进入了一个政治和经济相对稳定的时期。 1925年深冬，北京城笼罩在凛冽的寒风中。12月29日的下午，段祺瑞在总理办公室批阅文件时，一张不起眼的纸条被送到了他的案头。纸条上简短的内容让这位统治者的面色骤然变得凝重：＂又铮万不可南去，去必死＂。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警告，段祺瑞表现出了异常的重视。他立即派人将纸条转交给即将南下的徐树铮。然而，作为北洋军阀中的＂怪杰＂，徐树铮对这个警告却表现出了不屑一顾的态度。他傲慢地表示，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行程，这种谣言更不值得相信。 徐树铮的这种态度，让段祺瑞想起了七年前那个令人震惊的血案。1918年9月14日，在天津的中州会馆内，徐树铮以设宴为名，将陕西督军陆建章骗至会馆。当时的中州会馆位于天津市中心，是各地官员会面商议的重要场所。这个看似平常的聚会，却成为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陆建章的死讯传来时，整个北洋政坛为之震动。作为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的这一举动不仅出人意料，更是让段祺瑞感到震惊和不安。然而，面对上司的震惊，徐树铮却显得格外镇定，仿佛这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北洋军阀的势力版图中，陆建章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陕西督军，他不仅掌控着重要的地方军政大权，更是培养了一位日后成为军阀势力重要人物的年轻将领——冯玉祥。陆建章与冯玉祥的关系，远不止是普通的上下级。他不仅在军旅生涯中多次提拔冯玉祥，更是将自己的外甥女许配给了这位后起之秀，使两家结成了姻亲。 徐树铮曾到法国考察，和当地官员共进晚餐。在开席时，徐树铮谦虚地说：“女士们，先生们，饭菜不好，请大家谅解。”然而，这句话却激怒了法国饭店老板，老板不满地回应：“你良心大坏，在这么多名流面前说我的菜不好，我怎么继续做生意？咱俩法庭上见！”最终，徐树铮只得向老板道歉，才化解了这场风波。 1920年5月10日，徐树铮第三次前往外蒙古，正式开始着手治理外蒙。然而，6月15日，他被段祺瑞从库伦召回。仅仅20天后，徐世昌总统便免去了徐树铮担任西北筹边使的职务，徐树铮在外蒙的工作戛然而止。外蒙古的商民对此感到极大的担忧，恰克图商会在7月8日向大总统、总理等政府高层递交了一封电文，恳求恢复徐树铮的职务。 电文中提到：“国家设官，布政在民，进退之间，惟民是赖。中央更动徐筹边使，民等逖听之余，惊愕罔措，直若大难将临，曷胜切肤之痛！……徐使一人之进退，关系于蒙疆之得失，及万民之生死……徐使更动，在外蒙则若中流之失柱石……弃徐使，无异弃外蒙……弃再造之版图，恐非国家之福也！” 徐树铮在赴蒙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明白外蒙治理必须实事求是，空谈误国。他在1920年5月推出了《治蒙要略》，从民生、军事和政治三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他决定在外蒙的主要城市，包括恰克图边境要塞，驻扎一个旅的部队，以应对俄国和日本的军事威胁。他还计划裁撤步兵数量，提升骑兵的比例，并实行屯田制度，以减轻百姓负担。 在教育上，他大力推行新式教育，试图提升蒙古人的整体素质。同时，他也鼓励发展农业，特别是在适宜耕种的地方，并引进天津的大白菜种子，改善外蒙的蔬菜生产。为了缓解王公与喇嘛之间的矛盾，徐树铮采取了额外增加喇嘛念经费的措施，并经常组织政教联欢活动，促进双方交流。他还请活佛哲布尊丹巴为草原上的灾民祈福，祈求灵验，盼望病疫能尽早消散，牧草丰盛，畜牧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