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头号女汉奸陈璧君在饭店用餐，结果因为吃得实在太多，突然想要小解。因为实在忍不住了，便命令取来便器，再让女宾将自己围住，打算就地解决。 1945年8月，那个金秋的时刻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胜利。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在重庆这座承受过日军轰炸的陪都，街头巷尾充满了欢声笑语，锣鼓喧天，鞭炮声声，庆祝着这个国家的胜利与解放。 与此同时，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和戴笠也在忙碌着，组织人员在上海、平津等地进行汉奸的逮捕和惩处工作，执行最高当局的命令。郑介民此时还担任赔偿委员会委员，并且接到了最新指示——尽快逮捕陈璧君、褚民谊等大汉奸。 郑介民明白，陈璧君不仅是一个超级汉奸，还是汪精卫的夫人，她参与了抵抗中央政府、招募军队等一系列滔天大罪，更重要的是，她掌握了大量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勾结的机密文件。为了防止这些文件落入蒋介石手中，郑介民和戴笠决定立即行动，逮捕陈璧君，并将她的财产及相关文件一并没收，确保这些秘密不会泄露。 在广州被捕后，她被押解到南京，最终于1946年4月22日被国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随后被送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服刑。尽管被囚禁，陈璧君始终拒绝认罪，她时常通过绝食来威胁狱方，令监狱管理人员束手无策，只能对她进行更多的迁就。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 1949年2月4日，南京政府决定迁往广州，并对关押在监狱中的汉奸做出特殊规定：凡是判处有期徒刑的，一律释放；而判处无期徒刑的，则转送到台湾。然而，尚未实施这些措施时，解放军已经攻占南京，苏州随即宣告解放，解放军接管了江苏第三监狱。陈璧君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她成了人民解放军的阶下囚。 回顾1941年的南京，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正在某高档饭店上演。时任伪国民政府＂第一夫人＂的陈璧君正与随从享用着丰盛的午宴。这家饭店是当时南京最为奢华的用餐场所之一，经常有日本军官、伪政府官员出入。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陈璧君与她的女宾们觥筹交错，谈笑风生。 饭局进行到一半，陈璧君突然感到内急。按理说，像这样的高档饭店，卫生间的条件应该不错。但陈璧君却觉得饭店的卫生间不够体面，不愿意屈尊前往。她傲慢地向服务员提出要求，命人取来便器，再让自己的女性随从将她团团围住，打算就地解决这个尴尬的问题。 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一位日本高级军官撞见。这位军官看到如此失态的场面，当场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屑。他用略带嘲讽的语气对陈璧君说了几句话，虽然陈璧君听不懂日语，但从对方的表情和语气中也能感受到强烈的轻蔑之意。 这一突发事件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陈璧君虽然恼羞成怒，但在日本军官面前却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满，只能强装镇定地结束了这场闹剧。这件事很快在南京上流社会传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个荒唐的场景，恰恰反映出了陈璧君在位时的专横跋扈。自从汪精卫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伪政权后，陈璧君就以＂第一夫人＂自居。她要求下属必须称她为＂夫人＂，任何人都不得直呼其名。在南京的政府机关中，她常常对工作人员呼来喝去，显示自己的权势。 1912年5月，汪精卫与陈璧君在广州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广东都督胡汉民亲自主持了婚礼，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担任伴娘，多个大报也纷纷对这场婚礼表示祝贺。这对革命人士的结合，加上他们曾经参与的刺杀事件，使得他们的婚礼成为当时国内的热议话题。 这一婚礼一度成为革命界的佳话。婚后，汪精卫提出了“六不主义”，其中包括不当官、不当议员、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不吸毒。陈璧君和汪精卫还提出了赴法国留学的请求，得到了孙中山的批准。虽然表面上看，他们在法国过着远离政治的生活，但实际上汪精卫仍然与同盟会保持联系，继续获取情报。 几年后，汪精卫敏锐地察觉到清政府即将灭亡，而同盟会也即将掌握国家大权，他决定回国。正巧，孙中山写信要求汪精卫立即回国主持同盟会的事务。于是，汪精卫和陈璧君带着这一份使命回到了祖国。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押。陈璧君与陈公博急忙冲入何应钦家中，要求“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并紧急电召汪精卫赶回国主持中枢。尽管她的行动充满了急迫和激情，但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得以回归，陈璧君未能如愿成为“第一夫人”。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与陈璧君开始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们共同支持汪精卫的亲日言论，陈璧君在谈到抗战时，常常带着嘲笑和讥讽。她曾公开表示，如果能从日本手中获得黄河以南的地区，她就满足了，并对黄河以北甚至东北地区的收回表示轻视。 她甚至认为东北本就是满清的“嫁妆”，如今不过是把他们自己的嫁妆带回去而已，不应该有任何反对声音。在法庭上，陈璧君力图为汪精卫辩护，坚称南京的失守是她应负的责任，甚至反问道：“你们说汪先生卖国，卖的是南京还是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