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伙人突然闯入一户农家，将家里的女人带走，正当女人的丈夫一头雾水的时候，女人却异常平静的对男人说：“在床的下面有一封信是留给你的，我走后你再拿出来看。” 张春莲是一位曾活跃于抗战时期的女性特工，她的经历如同谍战电影情节般引人入胜。在她年轻时，因为容貌出众、谈吐优雅，引起了军统高层毛人凤的注意。在经过严格而特殊的训练后，她被培养成一名既具智慧又能隐忍的高级特工。 根据相关史料，张春莲曾参与多次重要的情报活动，其中包括协助获取日军计划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尽管她所提供的信息未能直接改变历史进程，但她的努力显然为盟军和抗战力量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张春莲凭借独特的身份与能力，多次在严密的日军监控下顺利完成任务，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实质性贡献。 抗战结束后，国军退守台湾，大批特工被留下继续执行隐秘任务。张春莲便是其中一员。她的潜伏任务从陕西的一处农村开始，她原本以为任务完成后能够返回组织，但随着毛人凤的去世，她彻底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自此，这位曾经立下无数战功的女特工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国军方面也再未收到她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对潜伏在各地的特务进行全面清算。这场清算涉及范围广，抓捕力度大，全民参与戒备，加之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像张春莲这样的特务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虽然她没有直接参与过针对中国人的暴行，但其他许多特务的手上却沾满了血腥。这种大环境让她的处境变得极为危险。 张春莲作为外来人，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怀疑。为了最大限度地融入环境，她卸下妆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朴实无华，甚至每天故意弄得灰头土脸。然而，她明白，最安全的隐藏方式莫过于与村民建立更深的联系，而结婚显然是最直接的办法。 1978年的早春，陕西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小院里，几只母鸡正在院子里悠闲地啄食。李忠武刚刚吃过早饭，坐在院子里的老柳树下整理农具，准备去地里干活。他的妻子张春莲在厨房里收拾碗筷，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 突然，院门被推开，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快步走了进来。领头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出示了证件，说明来意。李忠武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几个人径直走向了厨房。张春莲听到动静，擦了擦手走了出来，看到这些人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 ＂我们需要请张春莲同志协助调查一些问题。＂领头的人说。张春莲点了点头，只是转身对李忠武说了一句话：＂在床的下面有一封信是留给你的，我走后你再拿出来看。＂说完，她就跟着那几个人离开了。 李忠武站在院子里，看着妻子被带走的背影，一时间不知所措。他们已经在这个小山村生活了三十多年，张春莲一直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和邻里关系融洽，从未听说过她有什么问题。可是今天，她为什么会被带走？更让他不解的是，妻子临走时那么平静，仿佛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临。 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李忠武想起妻子说的那封信。他快步走进卧室，掀开床铺，在床板下面果然找到了一个黄色的信封。信封虽然有些陈旧，但保存得很完整，看得出来是被仔细收藏的。原来，这个与他相守了三十多年的妻子，竟然曾经是民国时期的一名女特务，还曾经和戴笠、毛人凤这样的人物有过交集。 新中国成立后，清除国民党遗留的特务组织成为公安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巩固解放区的社会稳定，各地公安机关在日常治安管理的同时，积极侦破隐藏的特务网络。重庆的军管所成立后，特别重视发动群众提供线索，通过群众举报，成功捕获了不少特务，其中包括长期隐藏的重大通缉犯刘志钦。刘志钦因酒后失态暴露身份，尽管试图狡辩，但其参与革命烈士迫害的罪行证据确凿，他的企图最终无济于事。 军统的特务组织极为复杂，根据任务性质分为三类，其中秘密特务又细分为情报、破坏和联络三种类型。他们常以普通人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情报传递或行动任务。例如，沈醉早年加入军统时，以化名“陈沦”担任联络员，负责情报传递工作。这样的组织模式使得特务极难辨认，加大了新中国公安部门清除工作的难度。 1956年，上海警方收到举报，一名国民党特务以女性身份在上海隐藏多年，而举报者竟是该特务的亲妹妹。警方迅速展开行动，包围了嫌疑人所居住的公寓。令人惊讶的是，开门后面对警察的“女性”，穿着精致旗袍，梳着烫发，表现得极为镇定。当警察询问时，这名“女士”竟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就是要找万国雄吗？我就是！” 万国雄的男扮女装不仅是为了隐匿身份，更是为完成间谍任务。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在逃亡生活中的疲惫感和心理压力逐渐增加，再加上为维持生活而从事写作和教学工作，他早已力不从心。主动坦白身份，也是他结束这种日子的一种方式。特务分子的隐匿手段多种多样，但在公安机关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他们最终难逃法网。清除潜伏的特务网络，不仅是对过去战争罪行的清算，更为新社会的安定提供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