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小萝卜头的遗骸，在戴笠警卫处附近挖了出来，尸体已严重腐化了。 重庆歌乐山，这座海拔不到400米的山峰，曾经是军阀刘湘在重庆修建的别墅区。1943年，这里却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相中，成为了一处秘密监狱。 白公馆位于歌乐山半山腰，四周被浓密的竹林环绕，与外界隔绝。这座建筑外表看起来朴素，内部却经过特殊改造，成为了一座戒备森严的牢房。 戴笠将这里打造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囚牢，在建筑周围布置了三道岗哨。监狱的围墙高达三米，墙顶还布满了碎玻璃和铁丝网。 每个牢房都安装了双重铁门，门上开的小窗也被铁栅栏封死。牢房内部光线昏暗，通风不畅，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潮湿的霉味。 1948年底，共产党员宋绮云一家被捕入狱。她的小儿子宋振中年仅8岁，在狱中被人称作＂小萝卜头＂。 这个年幼的生命，和其他200多名政治犯一起，被关押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监狱里每天只供应两顿稀粥，里面偶尔能看到几颗米粒。 其他政治犯看到这个孩子如此年幼，都会将自己的口粮分给他一些。每当有人递给他一块窝头，他总是先留一半给在隔壁牢房的母亲。 白公馆的看守人员实行三班轮值制度，每个班次都配备了充足的武器。看守们手持冲锋枪，腰间别着手枪，腿上还绑着军刀。 监狱内部被分成若干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专门的看守负责。犯人之间互相串通被严格禁止，如果发现交谈，立即会遭到毒打。 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军不断推进，白公馆内关押的政治犯数量达到了顶峰。牢房里经常传出审讯时的惨叫声，混合着皮鞭抽打的声响。 在这段时期，军统特务采用了更加残酷的审讯手段。他们将犯人吊在房梁上，用竹签插入指甲，或者用烙铁烫伤身体。 1949年10月，解放军占领广州后，继续向西南推进。重庆守军人心惶惶，大批军政要员开始向成都、台湾转移。 各地解放的消息传入白公馆，让关押在此的政治犯看到了希望。但对于国民党当局来说，这些政治犯却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蒋介石在得知北平、上海等地的监狱看守纷纷放走政治犯后，勃然大怒。他立即电令各地军统特务，严防死守，不得让一个政治犯逃脱。 随着战局日益恶化，国民党高层的决策越发混乱。有人主张将政治犯转移到后方，有人则认为应该就地处决。 11月中旬，蒋介石最终下达了一道密令。命令要求各地军统特务，在撤退前处决所有政治犯，不得留下活口。 这道命令传达到重庆后，白公馆和渣滓洞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处决行动。军统特务将犯人分批提出牢房，用绳索捆绑。 处决通常在深夜进行，犯人被带到山上的乱坟岗。行刑者采用勒死或枪杀的方式，以节省子弹。 在这段时期，白公馆的看守人员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一些看守开始与政治犯私下接触，暗中提供情报和帮助。 但更多的看守为了自保，选择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中有人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忠诚，有人则是害怕被当作叛徒处决。 白公馆的处决行动持续了半个多月，每天都有十几名政治犯被处决。死者的遗体被草草掩埋，连最基本的人道待遇都没有。 军统特务在处决政治犯时，往往采用最残酷的手段。有的犯人被活埋，有的则被推下悬崖。 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连年幼的孩子也不放过。八岁的小萝卜头就在这场屠杀中失去了生命。 处决行动一直持续到11月底，此时重庆已经岌岌可危。军统特务在撤离前，还试图烧毁相关文件和证据。 但他们的罪行还是留下了痕迹。处决现场的土壤被鲜血浸染，散发出腐臭的气味。 重庆解放后，解放军立即接管了白公馆。幸存的政治犯指认了多处掩埋尸体的地点。 专门的调查组开始在白公馆周边进行大规模的挖掘工作。他们在戴笠的警卫处附近，发现了第一具遗骸。 这具遗骸的体型格外小，经过鉴定确认是年仅八岁的小萝卜头。遗骸已经严重腐化，但仍能辨认出死亡时遭受的暴力。 法医专家对遗骸进行了详细检验，确定死因是颈部遭受钝器重击。死者生前还遭受了多处外伤。 调查组将挖掘到的每具遗骸都编号保存，并绘制详细的现场图。遗骸周围散落的衣物和物品，都成为了重要的证据。 白公馆的部分看守被抓获归案，他们交代了处决政治犯的全过程。这些口供为后续的司法审判提供了关键依据。 在整理军统特务遗留的文件中，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份囚犯名册。这份名册记录了每个政治犯的基本信息和处决时间。 这些档案资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民众。他们中有教师、学生、工人。 司法机关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分类处理。对于主动认罪并有立功表现的看守，给予了从轻处理。 但对于那些手段残忍、毫无悔改之意的刽子手，法律给予了严惩。他们最终在人民的审判中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遇害者的家属陆续找到了亲人的遗骸。他们在白公馆旧址前祭奠，追思逝去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