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空军驻福建某部两名军官乘坐长途客车从泉州赶往福州，客车行到涵江车站短暂停留。 1958年的炮战，让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尝到了苦头。解放军的炮火，不仅打掉了敌人的军事设施，更重要的是打掉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这一战，让解放军在福建沿海确立了绝对的制空优势。国民党的飞机，再也不敢在福建的上空自由飞行，解放军的空军力量成为了这片海域的主宰。 美军顾问团不断向台湾当局提供新式武器和作战计划，企图扭转战局。他们的计划很简单：既然正面对抗打不过，就改用特务渗透的方式。 1959年12月初，福建空军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商讨应对之策。这次会议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部署文件。这些文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标注为＂绝密＂级别。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涵江的地理位置显得尤为重要。它位于泉州到福州的必经之路，是连接闽南和闽东的交通枢纽。 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员和物资，通过这里运往各个军事重地。同时，这里也是沿海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驻扎着大量解放军部队。 正因为涵江的重要性，它也成为了敌特的重点渗透区域。当地的公安部门经常能够发现和抓获敌方派来的特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涵江的每一个可疑事件，都可能与敌特活动有关。即便是一起简单的失窃案件，也必须格外留意其中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这就是为什么，当1959年12月那个看似普通的失窃案件发生时，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关系到国家安全。 1959年12月11日下午5时，一辆从泉州开往福州的班车停靠在涵江车站。车上的乘客纷纷下车前往涵江饭店就餐。 在这些乘客中，有两名空军军官，他们将自己的航空包留在了车上。当时的司机为了保护乘客财物安全，特意检查并关紧了车门。 然而就是在这短暂的用餐时间里，意外发生了。两名军官返回车上时，发现自己的航空包不见了。 他们立即向涵江公安分局报案，匆忙留下了联系方式后就继续赶路。这看起来只是一起普通的失窃案件。 涵江公安分局迅速展开调查。通过排查涵江的各家旅馆，很快就在和平旅社发现了可疑人员。 这名男子身材瘦小，操着仙游口音，入住时背着一个鼓鼓的面粉袋。经过搜查，警方在其房间内发现了被盗的蓝色航空包。 案件似乎就要告破，嫌疑人也被顺利抓获。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重要的电话打破了平静。 原来，那个航空包里装着的不仅仅是军装和现金，还有一份极为重要的军事机密文件。这个消息让整个案件的性质瞬间发生了改变。 从一起简单的盗窃案，升级为了一起涉及军事机密的重大案件。案件的重要性甚至惊动了福建空军司令部和当地各级领导。 为了尽快找到丢失的机密文件，军方和地方迅速成立了＂窃密案破案指挥部＂。福建空军保卫部赵部长担任总指挥，统筹协调军地各方力量。 指挥部第一时间制定了三条重要的侦破指令：深入审讯嫌疑人，彻查其政治背景；全面搜索嫌疑人活动过的区域；严密监控涵江地区的交通要道。 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变得越发扑朔迷离。嫌疑人谢天富多次改变口供，对文件的处置说法前后矛盾。 他先是说将文件撕碎扔在街头的垃圾桶和公共厕所里。后来又改口说想在旅社厨房烧掉，被阻止后扔进了河沟。 这些反复的供词让专案组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如果文件真的被随意丢弃，很可能已经落入他人之手。 面对这起特殊的案件，破案指挥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方案。他们组建了一支由军方、公安干警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搜索队伍。 起初，搜索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大批公安干警换上便衣，装扮成清洁工人和拾荒者，在街头巷尾搜寻文件的踪迹。 但是这种秘密搜索的效果并不理想。到了12月20日，指挥部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发动群众，公开搜寻。 涵江人民公社向全体群众发出了动员令，号召大家共同参与搜索行动。一时间，超过7000名军民投入到了这场大规模的搜寻中。 搜索的重点是涵江车站附近的一条800米长的河道。指挥部调来抽水设备，日夜不停地抽干河水。 这样的搜索持续了整整五天五夜。终于，努力没有白费，搜索队在淤泥中发现了第一片带有字迹的纸张。 经过军方专家鉴定，这确实是丢失的机密文件的一部分。这个重要发现坚定了大家继续搜索的决心。 随后，在河道桥头的位置又陆续发现了更多的文件碎片。这些发现证实了嫌疑人最后一次供述的真实性。 文件是被扔进了河道，而不是落入他人之手，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任务还没有结束，必须找到全部的文件碎片才算真正安全。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搜索范围进一步扩大。每一个参与搜索的人都像对待自家的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处理每一片发现的纸张。 这场持续了二十五天的搜索行动，最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所有的机密文件碎片都被找到，军事机密得到了有效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