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周总理的弟弟周恩寿要回老家修房子，正好在院子里碰到了刚开完会的周总理，哪成想周总理直接说了一句：房子不能修，家你也不能回！ 1958年春天，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开得正艳。周恩来总理刚刚结束一场重要会议，在西花厅的院子里散步。 几天前，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收到一封来自淮安老家的信。信中说，驸马巷老宅年久失修，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尤其是周恩来曾经居住过的那间房子，再不修整就有倒塌的危险。 淮安县委得知此事后，主动提出要帮助修缮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老宅。为此，他们还计划将房子里的住户暂时迁出，以便开展修缮工作。 周恩寿思考再三，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向哥哥提出回乡的请求。这些年来，他一直遵守着哥哥定下的规矩，从未踏足故土一步。 看到哥哥正在院中赏花，周恩寿觉得时机恰当，便委婉地提出了这个建议。他说自己可以回去帮忙处理房屋修缮的事情。 让他没想到的是，周总理听完后，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只说了简单的两个字：＂不用。＂这个回答，不仅否决了修缮老宅的提议，也否定了周恩寿回乡的请求。 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不允许以自己的名义在老家搞什么纪念馆，不能借机组织群众参观。周恩寿听完这些话，只能默默地放下了回乡的心愿。 这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而是周家兄弟之间长达数十年的特殊＂家规＂。自从周恩来12岁离开淮安，到1958年这次谈话时，已经整整48年没有回过老家。 在这48年里，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担任要职还是在基层工作，周恩来始终坚持着这个原则。他不仅自己不回去，也要求弟弟周恩寿同样遵守这个规定。 1950年1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弟弟周恩寿详细解释了不能回乡的原因。这番谈话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怕＂理论。 第一怕，担心故乡的父老乡亲因为自己的身份遭受无妄之灾。当时国民党势力虽然节节败退，但仍在觊觎着内地的政权。 周恩来深知，一旦自己回到淮安老家，很多见过自己的亲朋好友可能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保持距离，有时反而是一种默默的保护。 第二怕，防止周、万两族的亲属借机谋取特权。当时华中分局所属的苏皖边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这是一项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重大工作。 周恩来离家数十年，无法确保所有沾亲带故的人都能保持本分。即便家族中的人不会利用关系谋私，也免不了会有人打着＂周总理的亲戚＂的旗号到处招摇。 第三怕，担心给组织添麻烦，给地方同志增加负担。作为国家总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方关注。 如果回到淮安，必定会惊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的各级领导。他们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一个人的安保和接待工作忙碌。 这种担忧在建国后得到了印证。在1949年到1951年间，西花厅的大门前经常出现自称是周总理亲戚的访客。 这些人在周恩来参加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从未露面，却在新中国成立后争相登门。这种现象让周恩来更加坚定了不回老家的决心。 然而，周恩来对家乡并非无情。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作露天演说时，特意提到了母亲的坟墓。 当时淮安仍被日军占领，他无法为母亲扫墓。即便身为革命领导者，他仍时常挂念着家乡和亲人。 1946年5月，在重庆的送别会上，周恩来又一次提起了故乡。他说自己36年没有回家，母亲墓前的白杨树已经萧萧作响。 周恩来特别感念养育自己的嗣母陈氏。陈氏是他叔父的遗孀，在他被过继后独自将他抚养成人。 1960年，淮安县委书记刘秉衡进京看望周总理时，周恩来详细询问了家乡的变化。他对驸马巷、东岳庙、三思桥等地方仍记忆犹新。 但当刘秉衡邀请他回乡时，周恩来只是说：＂等到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我再回去。＂这句话背后，是他对个人情感和公共责任的深刻权衡。 从1949年到1976年，周恩来一直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这里的条件比不上丰泽园，但周恩来却格外喜欢这里的海棠花和不染亭。 在多次与地方官员的交谈中，周恩来都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但每当话题转向回乡，他总是用＂等有时间再说＂或＂等大家生活都好起来＂来回应。 1958年，淮安副县长王汝祥进京汇报工作，这是建国后第一位代表淮安父老乡亲来见周总理的地方官员。两人谈起了很多家乡往事。 当王汝祥邀请周总理回乡看看时，周恩来没有直接拒绝。他说自己也想回去，约上几个童年伙伴在家乡游山玩水，放放风筝。 但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周恩来不仅自己不回去，还要求弟弟周恩寿同样遵守这个规定。 在一次争执中，周恩寿曾说：＂你是国家总理，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又不是，我就是个普通人，难道也不能回家看看吗？＂周恩来的回答很简单：＂不能，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 周恩寿在临终前，仍然记得当年在西花厅的那次对话。他始终遵守着哥哥的要求，一生未能重返故里。 周恩寿的女儿周秉德最终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她和母亲一起将父亲的骨灰带回淮安，安葬在了老家后院曾经种过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