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7日，革命家瞿秋白与杨之华的婚礼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杨之华的前夫沈剑龙。由于杨之华与瞿秋白相恋时已结婚生女，瞿秋白横刀夺爱，沈剑龙的举动却令人哭笑不得。 在考虑到瞿秋白的巨大影响力后，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陈立夫指派了特工总部的王杰夫和陈建中，采取了各种手段，先后九次劝降瞿秋白。然而，瞿秋白始终坚定地拒绝：“请不要撕裂我的历史！”他在面对无数压力时，依旧坚持自己的信念，展现出他坚定的意志和不妥协的性格。 1935年6月17日，宋希濂前来告知瞿秋白，南京方面的命令已下达，将于18日上午执行死刑。瞿秋白对这一消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冷静地说道：“这才是蒋某人作派！”从这句话中，能够看出瞿秋白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深刻理解和对局势的洞察。他的从容和决绝，不仅体现了他对个人信念的执着，也展现了他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的非凡气度。 瞿秋白的革命之路始于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强烈兴趣。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吸引了全球革命者的目光。1920年冬季，北京《晨报》公开招聘懂俄语的记者，瞿秋白凭借对革命的崇敬和渴望，毫不犹豫地选择前往苏俄。尽管当时他距离完成俄文专修馆的学业只有两个月，且等待他的将是体面的外交官职位和优厚的待遇，但他毅然放弃了这一切，选择追随自己的理想。 1920年10月15日，瞿秋白在北京饭店从远东共和国派驻中国的首任使节优林处取得了赴莫斯科的签证。这段旅程充满了曲折，因为路途中苏维埃红军与白匪军的激战让他不得不频繁停留。直到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一行才最终抵达苏俄的莫斯科——一个在资本主义风暴中摇摇欲坠的孤岛。 1924年的上海，秋意渐浓。11月7日这天，上海大学附近的一处院落里格外热闹。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婚礼——新郎是上海大学社会系主任瞿秋白，新娘是他的学生杨之华。来宾们三三两两围坐在庭院里，谈笑声不绝于耳。 婚礼进行到一半时，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宾客们循声望去，只见一位身材修长、衣着考究的男子正缓步走进院落。众人的目光随即聚焦在这位不速之客身上——他竟是新娘杨之华的前夫沈剑龙。 沈剑龙的出现让整个院落一时间鸦雀无声。宾客们面面相觑，有人暗自猜测这位前夫是来闹事的。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沈剑龙的脸上却挂着平和的微笑。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新人面前，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那是一张他自己的照片，作为贺礼送给这对新人。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的宾客们惊讶不已。杨之华的家人虽然早已知晓沈剑龙会来，却也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送上祝福。瞿秋白亲切地接过照片，与沈剑龙相视一笑。杨之华虽然神色略显紧张，但很快也恢复了平静。三个人的举止之间，丝毫看不出过往的恩怨，倒像是多年的故交。 婚礼仍在继续，宾客们渐渐被这种超乎寻常的和谐氛围所感染。沈剑龙没有在婚礼上停留太久。临走时，他还是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向新人深深鞠了一躬，便转身离去。这场特别的婚礼很快传遍了上海滩，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段佳话。人们议论的重点，已经从最初的＂横刀夺爱＂转向了这三个人之间超越常规的理解与包容。 在苏俄，瞿秋白与其他两名东方记者受到了最高规格的待遇。尽管如此，苏俄的生活条件依然非常艰苦，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尤其是食品的分配。瞿秋白回忆道：“我们头一天去食堂吃早餐，看到别人吃完后，把剩下的面包、糖和牛油装进盒子或纸包带回去，我们觉得他们真是穷极了。” 然而，当他们到了午餐时，发现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而他们三人却什么也没有。后来他们才了解到，早晨分给的食物是一天的配给。瞿秋白与同伴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对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况有了深刻认识，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 在早期，瞿秋白受到改良主义、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深深打动了他。瞿秋白当时自认为接近无政府主义，甚至在《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中提到，自己在五四运动时期仍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随着思想的不断演变，他开始憧憬社会主义，虽然这种想法仍然处于朦胧阶段。 在《新社会》杂志上，瞿秋白积极写作，他的第一篇文章《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呼吁人们以世界历史的视角，审慎判断和负责任地应对世界潮流。他强调，只有通过启蒙和普及教育，才能改造落后愚昧的国民性，奠定新社会的基础。 瞿秋白受家庭的熏陶，国学基础深厚，不仅能作诗填词，擅长书法和篆刻，还能吹奏洞箫。他在白话文创作上也有一手，既能写典雅、优美、表现复杂心理和情绪的散文，也能写简明有力、战斗性强的社论和杂文。 然而，这些文艺形式在瞿秋白看来或许并非最重要的。他认为，真正的文艺应该是能够贴近人民群众的，采用民间语言和形式，以人民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