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陆小曼和徐志摩温存过后，回到家中，发现丈夫王赓已经等候她多时。万万没想到，王赓将干净的衣服递给她，说道：“赶紧换身衣服吧！” 1922年，在父母的安排下，年仅19岁的陆小曼与王赓结为夫妻。王赓是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有着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这与热爱自由的陆小曼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结婚后的第三年，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局长，这一任命将夫妻俩带到了陌生的北方城市。哈尔滨的寒冷与陌生环境使得陆小曼难以适应，她在新环境中感到格外孤独和无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间的距离逐渐拉大，情感上的疏离感愈发明显。王赓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妻子，而陆小曼内心的孤独和对自由的渴望日益强烈。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陆小曼开始寻求情感的寄托。当她希望有机会外出玩乐时，王赓总是以忙碌为由拒绝，并建议她由徐志摩陪同。徐志摩，这位年轻的诗人和才子，因其卓越的才华和迷人的气质，早已在上层社交圈中崭露头角。王赓从未料想到，这样的安排会在夫妻之间引发婚姻危机。 徐志摩与陆小曼在频繁的社交活动中相遇，他们在共同的兴趣爱好和文学交流中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两人朝夕相处，彼此间的理解和支持使得感情迅速升温。然而，陆小曼内心深处却常常感到困惑与矛盾。她意识到，自己与徐志摩的相识本不该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但内心对自由和爱情的渴望却让她无法抗拒这份情感。 随着王赓在哈尔滨警察局的职位逐渐稳固，夫妻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陆小曼在孤独中寻求心灵的慰藉，而徐志摩的陪伴让她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和关怀。两人共同探讨文学、艺术，分享彼此的梦想与抱负，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使得他们的关系愈加紧密。然而，陆小曼也深知，这段情感的背后隐藏着道德和伦理的冲突，使她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之中。 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陆小曼的内心世界变得愈加复杂。她一方面渴望摆脱婚姻的束缚，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自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作为妻子和女儿的责任与义务。陆定，作为她的父亲，虽然在表面上支持女儿的决定，但内心深处也难免担忧和不安。他希望女儿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却无法理解她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1925年的某个夜晚，陆小曼与徐志摩幽会后回到家中，却发现王赓一直在等候她。出乎意料的是，王赓并未大发雷霆，而是平静地递给陆小曼一件干净的衣服，让她换上。这一刻，王赓选择了放手，他决定成全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爱情。 然而，这段爱情的代价是巨大的。陆小曼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她选择了打掉与王赓的孩子，以便与徐志摩结合。这一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陆小曼和徐志摩的恋情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尽管他们坚信自己是在追求真爱，但外界的非议和质疑始终伴随着他们。 然而，离婚后的陆小曼并未获得预期中的平静。1926年，她与著名诗人徐志摩再度步入婚姻的殿堂，但这段再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首先，陆小曼的母亲强烈反对这桩婚事，认为女儿再婚有损家族声誉。此外，离婚协议的签署过程充满了阻碍，使得这段婚姻在法律和社会层面都面临巨大压力。面对这些挑战，陆小曼和徐志摩并未退缩，而是寻求知名学者胡适的帮助，最终在胡适和艺术家刘海粟的调解下，成功完成了离婚手续，开启了他们的第二次婚姻。 然而，徐志摩的家庭背景给这段婚姻带来了新的障碍。作为浙江海宁硖石镇富裕家庭的继承人，徐申如对儿子的婚姻选择极为重视，认为离婚再婚是对家族名誉的严重损害。他坚决反对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合，甚至动用家族影响力，要求儿子征得妻子张幼仪的同意。然而，张幼仪的支持未能完全打消徐申如的顾虑。面对父亲的强硬态度，徐志摩不得不亲自前往南方，与父亲进行深入的沟通。经过多方调解和妥协，徐申如在朋友胡适和刘海粟的劝说下，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同时也提出了三项条件，徐志摩最终接受了这些条件，才得以完成与陆小曼的婚礼。 婚礼当天，曾被视为维新思想代表的梁启超被邀请担任证婚人。然而，这场婚礼并未如预期般喜庆。梁启超在婚礼上对新人的婚姻进行了严厉的训斥，批评他们违背传统，挑战封建礼教。梁启超的言辞尖锐，不仅让在场的宾客感到尴尬，也让新人们在欢庆中感受到一丝苦涩。这一行为被部分人解读为梁启超对传统观念的坚持，也有人认为他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抱有私人情感，使得他的言辞带有偏见和不公。赵清阁对此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梁启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并指出这种做法在维新派内部也引发了争议。他认为，尽管维新派倡导进步和改革，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难以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