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少帅张学良抛下客人，直奔二楼卧室，此时于凤至正坐在床上看书。张学良把妻子拉到跟前，遣退仆从，紧闭上门窗。于凤至感到很奇怪：楼下还有客人，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张学良叹了口气，神秘地取出一枚银元，神色凝重。他说，要以掷银元来决定杨宇霆和常荫槐的生死。 1936年7月，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写信给斯大林，提到了中国红军的援助问题，提议每月援助300万元，用于支付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费开支。时值同年9月，红军开始西征，目标是向宁夏和新疆挺进，目的是打通与苏联的援助通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为红军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国际支持和物资补给。 9月8日，红军与张学良进一步达成共识，东北军在这一时期积极协助红军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红军则通过师、团、营级军官向东北军写信，进一步加强了彼此间的抗日合作与联系。到了10月，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三方将组建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以兰州为中心，张学良被推选为政府主席及抗日军司令。 然而，事情在12月初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促张学良围剿红军，但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发动了兵谏，成功囚禁了蒋介石及其高层官员。蒋介石被扣押后，关于是否应杀蒋的问题成为了各方热议的焦点。许多人认为蒋介石在策划白色恐怖、暗杀进步人士后应当被处决，但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要放蒋。对于这种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伟人当时迅速做出了决断，认为“放蒋”才是最佳选择。 伟人在详细分析了国内局势后指出，如果蒋介石被杀，局势不仅不会有利于红军，反而可能使整个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而这正是日本侵略者乐意看到的结果。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蒋介石作为名义上的领袖，必须保留，不应轻易处置。 一月的沈阳，寒风凛冽。1929年1月10日晚，少帅府邸＂老虎厅＂内灯火通明。这座曾见证过无数重要决策的厅堂，在这个夜晚成为了杨宇霆、常荫槐两位奉系重臣的最后落脚之处。 作为刚刚接掌东北大权不久的新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害后，奉系内部的权力更迭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考验。杨宇霆作为奉系元老，曾担任过奉军参谋长、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等重要职务，在军中威望甚高。 他的才能和功绩使他在张作霖时期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本。然而，这位老将对年轻的张学良却并不服气。在他看来，二十多岁的张学良过于年轻，缺乏治军和从政的经验。这种态度导致他经常以老资格自居，试图影响和掌控张学良的决策。 当天下午的会面，是杨宇霆与常荫槐联手向张学良施压的重要时刻。他们提出要在东北成立铁路督办公署，并要求张学良立即任命常荫槐为督办。面对两位元老的咄咄逼人，张学良表面上以晚餐后再议为由暂时搪塞，实则已经在考虑如何应对这个危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来到了妻子的房间。银元的正反面将决定两位重臣的命运，这个看似荒谬的决定方式，实际上折射出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张学良作为新任领袖所面临的艰难抉择。这个下午的密室商议，成为了改变东北政局的关键转折点。 张学良年纪尚轻，性格中常带着一些冲动和急功近利的性格。父亲张作霖早先就十分担忧他会被权力斗争所左右，最终成为别人手中的傀儡。因此，张作霖采取了直接了断的方式，决定除掉郭松龄，以防止自己的儿子成为外界的玩物。张学良此时并未意识到，自己与杨宇霆的长期对抗将带来怎样的后果。 杨宇霆是张学良的叔叔，一直将张学良视为晚辈，但张学良对杨宇霆的厌恶却源自多年积累的矛盾和相互不满。杨宇霆一直在张学良心中占据着一个“恃宠而骄”的位置，令张学良非常不悦。后来，张学良为了缓和与杨宇霆的关系，甚至安排自己的夫人于凤至与杨宇霆的妻子互赠彩礼，结为金兰姐妹。 然而，这个行为并没有改变两人之间的矛盾，杨宇霆依然不满，甚至在张学良府中公开指责他，态度愈加傲慢。每次与张学良的碰面，杨宇霆都显得不拘小节，甚至在公众场合直接称张学良为“小六子”，这种目中无人的行为深深刺痛了张学良的自尊心。 杨宇霆一再过分的行为令张学良不满到极点，他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因杨宇霆的过分要求，直接向其表露愤怒。杀害杨宇霆一事发生后，整个国家的政界和军界都震动了。张学良被外界的指责和非议所困扰，然而他并未在意这些声音。在初步的处理后，张学良依然将杨宇霆家族的夫人和亲属照顾了数月，并给她们送去抚恤金，试图以这种方式缓解内心的负担。 他还亲自写了缅怀信与挽联，公开表示对杨家孤儿寡母的保护，意图展现自己的仁义和责任感。虽然外界反响激烈，但张学良对于自己做出的决定没有丝毫的后悔，1990年，张学良已年过八旬，和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对话中，他坦言，如果杨宇霆没有死，东北的局势可能会大不相同，甚至可能不会如他所预期的那样迅速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