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贺子珍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提出三个要求，中央批示：同意 在与毛主席结婚后，贺子珍并未完全退出革命事业，依然投身于危险的敌后工作。她服从组织命令，毫不犹豫地为部队成员提供关怀，尽管身处险境，也始终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 一次敌军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时，贺子珍带领几名战士绕过敌阵，展开冒险突袭，为我方赢得了宝贵的撤离时间。然而，这一壮举并未得到毛主席的认可。 回到根据地后，毛主席因贺子珍不顾个人安危的行为而大为震怒，严厉批评她过于冲动。但贺子珍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满，反而深知毛主席的言辞中藏着对她的深切关心。 不久之后，贺子珍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变，她暂时停止了外部工作，成为毛主席的生活秘书。对外界来说，这一变化引起了不少疑问，但实际上，这一时段的贺子珍已经怀孕。 贺子珍经历了多次怀孕和流产，健康状况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最终她只得以一个女儿李敏为伴。毛主席曾回忆起贺子珍时，感叹她在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十次怀孕，虽然屡遭挫折和打击，但她依然毫无怨言地坚持与他一起抗战。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期望是能够参与更为积极的前线作战，而不是仅仅从事文职工作。在她看来，自己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负，渴望亲自为革命贡献力量，但毛主席却始终坚持她应待在后方，专心养病。 贺子珍的健康状况较为复杂，经历了产后抑郁等症状，然而当时缺乏相应的医学认知，这种情绪波动被她误认为是自己正常的心理反应。 两人关于此事的争论愈加激烈，贺子珍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也与日俱增。最终，贺子珍做出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决定：离开毛主席，前往苏联深造。毛主席在贺子珍离开后长时间陷入低落，他曾多次向她发电报，试图挽回两人的关系，但贺子珍从未回应。 在苏联的生活并不顺利，贺子珍的精神和身体均遭受巨大打击。她先后经历了失去孩子、与女儿李敏的离散、甚至在为女儿冒死营救时被囚禁在苏联的疯人院。 直到四年后，饱受摧残的贺子珍被救出时，身体瘦弱、精神萎靡，几乎不再能够行走。经过漫长的恢复期，贺子珍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身体状态，然而内心的伤痕却始终未曾愈合。 恢复后的贺子珍迫切地想要见到她的女儿李敏，却遭到了毛主席的拒绝。毛主席认为她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无法承担起工作。贺子珍经历了无数的煎熬，她回想起自己辉煌过的岁月，然而光辉与悲剧总是交替出现，给她带来无尽的失落和失望。 有一段时间，贺子珍沉浸在对毛主席的深切思念中。某个晚上，她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激动得泪流满面。她反复调试收音机，努力捕捉那几秒钟的声音，几乎整夜未眠，直到收音机被烧坏。 得知贺子珍的病情后，毛主席亲自写信给她，嘱咐她好好治疗。看到这封信后，贺子珍奇迹般地恢复了精神，她的身体也逐渐好转。 此后，她四处寻医问药，然而每当她到外省就医，医生并未为她治疗，而是将她安排在一个房间内休息，士兵在门外看守，甚至连上厕所都需要报告。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毛主席的视察任务，贺子珍被安排在此避开。 终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决定与贺子珍见面。两人自1937年分开后，已经相隔了22年。见面时，毛主席的态度令贺子珍感到震惊，他对当时的医生说道：“她脑袋已经坏掉了，说不出话来。” 与毛主席的冷淡不同，贺子珍激动得泪流满面，许久未能开口，见到毛主席后，唯有一句话：“你头发白了，吃胖了。”之后，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毛主席的脸，尽管她无法完全理解他说的话，但那一刻，对她而言已经是无与伦比的震撼和回忆。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1979年，贺子珍的身份得以平反。她提出了三个要求：首先是去北京亲眼看看当今的北京城；其次是前往天安门，感受建国后的氛围；最后，她希望亲自前往毛主席的纪念堂，最后一次向毛主席致敬。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贺子珍被推着坐上轮椅，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虽然她的视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她依然仔细地打量着纪念堂的每一个细节。参观结束后，贺子珍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泪水如泉涌般涌出。 参考资料：邓力群主编. 《毛泽东家系》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