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孙殿英在戴笠的引见下，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并得到了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孙殿英激动万分，当场称呼蒋介石为“再生父母”。 孙殿英在1934年的“四马拒孙”之战中惨败，所部人马损失殆尽。后来他投靠宋哲元，混了一个察北保安司令的头衔。1937年9月，孙殿英终于等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收拢从平津地区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溃兵，很快就有了3000多人马，到了1938年春，孙殿英已经拉起了一万多人的队伍。 为了能够获得蒋介石的任用，孙殿英极力和特务头子戴笠拉关系，两人还成了拜把子兄弟。在戴笠的引见下，孙殿英终于有了一个军长的头衔。 1939年春，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将当年盗墓取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戴笠转献给蒋介石。但是由于当时战乱，戴笠就托手下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价值连城，他起了贪念，想寻觅机会把这个价值连城的宝物占为己有。 马汉三早年加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兵败下野，马汉三在战后倒戈，加入了军统的前身特务处。马汉三长期在北方从事情报工作，工作能力不错，因此深得戴笠的信任，在军统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先后担任过军统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1944年，马汉三被戴笠委以重任，担任军统局华北实验区区长。1945年9月，马汉三调往北平，担任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1939年，戴笠已经知晓了“九龙宝剑”一事，但是一直不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不过戴笠根本没有想到马汉三有胆量会起异心，一方面戴笠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戴笠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所以也没有及时查询此事。就在戴笠疏忽之间，“九龙宝剑”又再次易主。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 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自20年代以来，他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这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老特务。 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带人将马汉三逮捕审讯。但凡贪财之人，大都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自己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九龙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马汉三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军大本营派任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九龙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迫缴。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川岛芳子在北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作为日本间谍被提起了公诉。 1946年3月，戴笠特意来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川岛芳子。戴笠本想通过川岛芳子原来在北方的情报关系，加强北平的特务组织。却没想到，在狱中的川岛芳子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说出了一个令戴笠震惊的秘密：军统骨干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经被捕叛变，就在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川岛芳子家中搜走了一把叛变时为保命献出的“九龙宝剑”。 戴笠从川岛芳子口中获得这个意外消息以后，马上进一步对马汉三进行了秘密调查，他发现这位一直颇受自己重用的下属，对自己并不忠心，戴笠极为不满。 再说马汉三复得“九龙宝剑”，又看到当了伪军的孙殿英在战后再次倒向，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军将领，马汉三知道“献剑变节”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马汉三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与此同时，马汉三开始秘密筹划对策。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军统的其他头目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马汉三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关照。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介民的亲信心腹。 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也在其中。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戴笠过分自信，低估了马汉三的手腕，这就为之后的岱山坠机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