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6日，杨虎城答应了和大特务周养浩一起回重庆。一路上，周养浩心怀鬼胎，坐在车内不时看看手表，盘算着下一步的对策。 这天中午，杨将军一行人乘坐的三辆汽车到达四川和贵州交界的松坎。在那里吃午饭。饭后，周养浩看看表，很关心似地对杨将军说：“坐了这么久的车，你们也辛苦了，反正快到重庆了，在这里睡睡午觉，休息休息吧，不要累坏了。” 杨虎城也确实累了，他感激地点点头。其实，这时候周养浩正在把杨虎城引向死路。 就在不久前，保密局长毛人凤召集西南区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和周养浩等人，仔细研究了秘密杀害杨虎城的行动方案，决定由周养浩去贵阳骗杨虎城来重庆。 按特务们的预定计划，杨虎城一行人应该是天黑以后到达重庆。在他们从贵阳动身之前，周养浩就偷偷打电话通知重庆方面作准备。到松坎时，周养浩见天色尚早，故意让杨虎城先休息一下，借以拖延时间。 下午4点左右，杨虎城一行才从松坎出发。这次，周养浩坐的小汽车跑得飞快，把另外两辆汽车远远地甩在后面。天刚黑，周养浩的车子就到了重庆海棠溪渡口。 到渡口后，一个特务拦住了车，鬼鬼祟祟地递给周养浩一封信。信是毛人凤亲笔写的，其中写道： “轮渡已准备好，过江后就回家去，等待消息，一切都安排妥当。” 晚上10点多钟，杨虎城的汽车也过了江，在特务队长张鹄的指引下，向小歌乐山的松林坡急驶而去。11点多钟便来到了松林坡下，停在写着“戴公祠”三个大字的铁栅栏门外。听到汽车声，两个特务立即把铁栏大门打开，汽车直驰进院内，停在一个石台阶前。 杨虎城、杨拯中父子走下汽车，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周围黑洞洞的，左边是汽车间，右边有一台阶约一米多宽，顺着松林坡的山势向上延伸。台阶两边的松树林，在夜幕中就像两座拔地而起的小山。只有远处的山头和“戴公祠”大门口有几束昏黄的电灯光。 杨虎城疑惑地看了一眼从驾驶室里钻出来的张鹄。 张鹄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等候蒋总裁接见，同时等待去台湾的飞机。”说完，他就打着手电，引着杨虎城顺台阶往上走去。杨拯中双手捧着他母亲的骨灰盒，紧紧地跟在后面。 “戴公祠”正房在汽车房的右上方。人字形的水泥台阶约有300多级，直通到正房庭院的大门口。大门两旁高大的院墙，向两边延伸，隐没在山坡的松树林中。 张鹄领着杨虎城父子刚走到庭院门口，两个特务从院内迎了出来，假装客气地把他们迎上正房的走廊，让进正厅。 正厅正面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张八仙桌，上面供着戴笠的灵牌。正厅两边各有一个卧室。一个特务引着杨将军向一个卧室走去，另一个叫杨进兴的特务，拦住跟在后面的杨拯中，指指另一边的卧室，说：“公子请在这间卧室休息。” 杨虎城父子刚走不久，第三辆汽车就来到了。从汽车里下来的只有宋绮云（曾任杨虎城秘书）夫妇和两个孩子。 原来在过江后，特务们说毛人凤要了解杨虎城的生活情况，就把杨虎城的两名副官阎继明、张醒民带走了，将他们押进渣滓洞监狱。后来在重庆大屠杀时，这两个副官也被杀害了。 宋绮云夫妇被特务们领着向汽车间旁边的平房走去。刚一走进门，两个手持匕首的特务正在等着他们。宋绮云夫妇惊愕地瞪着双眼，刚一明白是怎么回事时，特务已把他们逼向墙角，凶狠地把匕首刺进了他们的胸膛。 两个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的孩子，被这突然发生的场面吓呆了，他俩不约而同地搂抱在一起，“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不准哭！”特务们厉声地喝道。 凶手从宋绮云夫妇身上拔出匕首，向着两个孩子走去。他们狞笑着往前一窜，匕首从一个孩子的背上穿到前胸。另一个孩子惊叫一声，扑过去抱小伙伴，只见寒光一闪，他也倒在血泊中。特务这种惨绝人寰的罪恶行径，让人震惊和愤怒。 就在宋绮云夫妇被害之前，当杨拯中进入卧室时，跟在他身后的杨进兴迅速地将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凄厉地惨叫一声“爸”，扶住门框，挣扎了一下就倒下了。 这时，走到另一间卧室的杨虎城，听到儿子的惨叫声，知道事情不好，急忙转身去看。就在这一瞬间，跟在他身旁的特务，猛地把刀刺进了杨将军的腹部，他瞪着眼睛，无比愤怒地用一只手指着特务，特务吓得倒退了两步。杨将军一只手捂着鲜血直流的伤口，踉踉跄跄地向儿子惨叫的方向走了几步，便也倒了下去。 做贼心虚的特务，为了掩盖他们的暴行，把镪水倒在杨虎城将军父子的脸上，毁坏他们的面容，偷偷地把他们埋在“戴公祠”的花坛里，妄图毁尸灭迹。 1949年11月30日，解放的炮声终于驱散了黑暗，迎来了光明。在重庆解放后，解放军在重庆地下党的配合下，很快就找到了杨虎城等人的遗体，并举行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