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初，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让他带着幕僚去西安开会。在火车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卫立煌有了不好的预感。 卫立煌时任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他带着亲信从蚌埠出发坐火车前往西安的。到了西安，时间还早，由于卫立煌当时已经是陆军中将加挂上将衔了，名气很大，所以铁路局长盛情挽留卫立煌在餐车上吃饭。餐车上准备的是西餐，非常讲究。 就在卫立煌在餐车上吃饭时，他的参谋长郭寄峤带着参谋和警卫在铁道边上准备吃饭，他们看到卫立煌坐的火车在换车头，结果后面这个车头一落下来，车厢往前一冲，餐车上为卫立煌准备的一桌饭统统倒到地下去了。郭寄峤等人告诉卫立煌，这暗示着不吉利到了顶点，应该提高警惕，但是如何警惕呢？所以，尽管众人心中有不好的预感，但很快就忘却了。 在西安，卫立煌和其他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大员们住在西京招待所。12月11日晚上张学良请客，随蒋介石到西安开会的大员都来了。张学良一进门就笑着说：“群英会，群英会。” 卫立煌跟张学良以前就认识，张学良过来，两个坐着说说笑笑，讲东讲西。两个人年龄比较近，说话很投机。（当时张学良35岁，卫立煌39岁）。 散会以后，张学良又派了车，对卫立煌说：“来来来，我跟你一起。” 卫立煌自己不会开车，但他跟张学良一样是汽车迷。张学良亲自开车，卫立煌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陈继承（时任豫鄂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坐在车后，他这次也是随蒋介石来开会的大员，也住在了西京招待所。 这天张学良喝了很多酒，后座的陈继承很担心，因为本来是有司机的，但喝了酒的张学良却执意要开车。卫立煌见状，便主动提醒张学良，转弯要注意慢点什么的，就这样，卫立煌、陈继承被张学良送到了西京招待所。不过，事后卫立煌和陈继承都认为，张学良当天应该是装醉的。 回到西京招待所的卫立煌睡到快天亮时，枪声响起来了，因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所以卫立煌最初以为是修水管的声音，还奇怪怎么这么早就有人修水管。 于是卫立煌起床，穿着一身“卫生衣”（秋衣，当时叫“卫生衣”），准备到外边看看怎么回事。门一开，杨虎城十七路军的两个士兵站在门口，拿着名单，对卫立煌说“我正在找你呢，你甭回去了，穿上衣服吧，到大厅集合”。 十七路军这次行动，手段还是克制的，只有邵元冲听到枪声后，从西京招待所跳墙逃跑，被士兵开枪击中，送到医院救治，两天后伤重而死。 卫立煌一到大厅，发现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全在，大家谁也讲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七嘴八舌地谈话，一个军官过来说：“好了，别讲了，都坐着吧。” 十七路军的士兵开始点名，点了一圈，就缺陈诚。后来一搜查，发现陈诚躲在地下室的垃圾桶里面，满身沾了好些垃圾，很多灰。陈诚被押到大厅后，一脸的沮丧，其他人也不吭气了。 本来士兵想把每个人都绑起来，陈诚等人说：“你不能绑我们，你是国军，我们也是国军，你有什么资格绑我们，叫你的长官来。” 正在吵闹的时候，张学良来了。张学良一进来就先敬礼，对大家说：“对不起，有误会”。 接着，张学良就说：“我来兵谏，我要请委员长抗日，要发表一个声明，请你们大家签个字，就好解决。” 在场的人纷纷议论，说了诸如“你也是军人，你是副司令，你有话说也不能绑我们啊”一类的话，说了半天也没结果。 张学良耐心解释了好长时间后，开始让大厅的被扣大员们在声明上签名。张学良第一个就叫陈诚签名，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嫡系，他面露难色，但最后还是签字了，其他人一看连陈诚都签字了，也就都签了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戴笠曾向蒋介石密报签字的事情，蒋介石听了后，无奈地说：“这种情况，枪口下签名的不算，连辞修（陈诚字辞修）都签了。” 签完字后，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人被软禁在大厅，有人表示要回房间换衣服，看守士兵不允许。一个军官向张学良汇报后，张学良就命令给大厅的每个人送一件长袍。 当时，国民党25军军长万耀煌也在西安，他的部队就驻扎武功一线，蒋介石到西安后，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万耀煌在任命发布后，敏锐地嗅到蒋介石这是准备让蒋鼎文取代张学良，所以他急匆匆赶到西安，去见蒋鼎文以联络感情。 “西安事变”发生时，万耀煌也被抓，被抓时他的夫人躲在柜子里面，杨虎城部队的一个营长，打开柜子把她抓到了。万耀煌的妻子胆子很大，也不怕士兵，她话多得要命，吵嚷着要回家。卫立煌等人就劝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讲话，但她还是喋喋不休。 闻讯赶来的张学良了解情况后，让士兵把万耀煌的妻子给放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失误，万耀煌趁机偷偷对妻子讲：“回去以后，你就告诉我的部队，尽量往西安靠，你不要管我的死活了。” 万耀煌的妻子被放走以后，她骑着自行车回到万耀煌的军部，对师、团长们说：：“军长说话了，不要管他，部队尽量往里靠。” 张学良、杨虎城发起“西安事变”时，手段还是很温和的，尽量减少了伤亡，对此，陈诚、蒋鼎文等人在后来的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