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期间，清军入越南后大量拐卖当地妇女到广东。
阮氏梅蜷缩在船舱底部，耳边是海浪和男人的吆喝。她数不清这是第几天，只知道船只要再过一个湾，就是广东地界。和她挤在一处的，还有十几个面黄肌瘦的越南女子。她们的价格，正如《越南新闻录》所记，不过四五两银子。
船靠岸是在深夜。一个脸上带疤的粤军小头目清点人数，把她们像货物一样分成两堆。一堆年轻些的，被赶上一辆蒙着布的马车，据说要送去“好地方”；另一堆包括阮氏梅在内，则被用麻绳串着手腕，徒步押往附近的营盘。唐炯信中吐槽的景象，正在夜色里无声上演——军中妇女，确比勇丁还多。
阮氏梅被分给一个姓陈的哨官。陈哨官没让她伺候起居，反而丢给她一把锄头，让她第二天跟着去屯田。“老子花钱买的，不是当菩萨供的。”他说。营盘边上，已经开垦出一片菜地，干活的几乎都是和她一样的“交趾婆”。她们白天种粮种菜，夜里挤在草棚，守着一点微薄的希望：至少，暂时不用被转卖到更不堪的去处。
变化发生在冯子材的萃军开到前线之后。严令很快贴遍各营：“拐卖人口者斩！”起初，陈哨官嗤之以鼻，照样使唤阮氏梅。但几天后，他亲眼看见隔壁营一个私贩妇女的把总被捆到校场，当众砍了头。血溅了一地。陈哨官回来后在屋里踱了半夜，第二天一早，把阮氏梅叫到跟前。
“冯大帅的规矩，你听见了。”他语气烦躁，“留你，我担风险；卖你，现在也没人敢接手。”他掏出几块碎银子，塞进阮氏梅手里，“营后有条小路，趁着天亮，自己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别说是从我这儿跑的。”
阮氏梅攥着那点银子，头也不回地扎进山林。她不敢走大路，靠着辨认太阳和溪流的方向，往南跋涉。饿了摘野果，渴了喝山泉，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烂。她只有一个念头：回越南。
然而，当她终于摸到边境附近，看到的却是被战火摧残的村庄和设立严查的关卡。回去的路，已经堵死。她只能在边境山区的村落间流浪，靠帮人纺线、采药换一口饭吃。日子久了，村里一个丧妻的赤脚郎中收留了她。他不在乎她的来历，只说她干活勤快，像他早逝的媳妇。
杜凤治在日记里哀叹的广东景象，在边境这头以另一种方式应验：男子懒散，生计艰难。郎中虽然医术粗浅，但心善，两人搭伙过日子，勉强温饱。阮氏梅染黑的牙齿渐渐褪色，长衫也换成了当地土布衣裳。她很少提起过去，只是有时夜里惊醒，耳边仿佛还有海浪声。
几年后，中法战事平息，边境贸易重开。阮氏梅已经能说一口带着当地口音的官话。她和郎中有了一个女儿，孩子出生那天，郎中从集市回来，特意买回一小段红色的头绳。他笨拙地给女儿扎上，说：“女孩子，要好生养着。”
阮氏梅看着女儿，想起多年前船舱里的那些面孔，想起营盘边菜地里的日夜，想起逃亡路上的恐惧。她轻轻摸着女儿柔软的黑发，什么也没说。窗外，是边境山区寂静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