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这句硬邦邦的话出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
 
她点破了全社会憋了十几年的痛点： 好心人好心扶起摔倒老人，反倒被讹上、索要高额赔偿。对方自己拿不出半点证据，却反过来逼着救人的好人自证清白。
 
2006年11月20日，市民彭宇在公交站台扶起摔倒的徐姓老人，还主动送老人去医院、垫付医药费。可让人寒心的是，老人事后一口咬定是彭宇撞倒了自己，随即起诉索赔巨额赔偿。
 
2007年9月，该案一审判决出炉，最伤人的不是判赔结果，而是法官那句“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的常理推断。这场判决没有依靠确凿证据，反而用主观揣测判定助人者担责，颠覆了“行善无罪”的大众认知。
 
自此之后，全社会陷入了长久的“扶人恐慌”。路人遇到老人摔倒，第一反应不是上前救助，而是犹豫观望、拍照取证，生怕好心办坏事，被无端讹诈。
 
无独有偶，2013年四川达州扶老人被讹案，再次刺痛了大众的善心。当年6月15日，达州三名小学生在路上看到七旬蒋婆婆摔倒，好心上前搀扶。没想到老人起身之后，当场死死抓住孩子不放，咬定是孩子将自己撞倒，还联合家属向家长索要天价赔偿。
 
这件事僵持数月，直到警方深入调查、调取证人证言，才最终查清：老人是自行摔倒，属于恶意讹诈。可最终的处理结果却十分温和，老人仅被口头教育、家属道歉，几乎没有付出实质性代价。
 
翻看早年各类社会新闻就能发现，这类讹人事件比比皆是。有权威统计显示，过去十年国内上千起扶人被诬陷案例中，讹人者真正受到法律处罚的不足1%。绝大多数案件都被归为“民事误会”“双方纠纷”，最终不了了之。极低的作恶成本，让很多人肆无忌惮，把他人的善良当成牟利工具。
 
有人疑惑，扶人被讹明明是民事纠纷，为什么李玫瑾教授坚持要按敲诈勒索追责？其实这背后，有清晰的法理依据。
 
根据我国刑法及两高司法解释，敲诈勒索罪的核心认定标准，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捏造理由，胁迫他人索要财物。而无证据讹诈救助者的行为，完全契合这一核心要件。
 
对应的涉案金额门槛也有明确规定：敲诈勒索财物2000元至5000元以上为“数额较大”，3万至10万元为“数额巨大”，30万至50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达到标准即可立案追责。
 
针对老年人犯罪，法律虽有细则区分，75周岁以上老人可从轻、减轻处罚，但从轻不等于免责，更不代表可以肆意讹诈、逍遥法外。
 
我始终认为，扶人被讹绝不是简单的邻里误会、民事纠纷。当事人明明自行摔倒，却故意捏造被撞倒的事实，向好心施救者索要高额赔偿，本质就是恶意敲诈。这类案件不该简单调解了事，必须纳入侦查程序，用法律手段追责，才能守住公平底线。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内多地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陆续出台新规，完善好人救助保障机制，从根源上降低行善风险。
 
深圳率先优化举证规则，明确救助者无需自证清白，举证责任完全转移给索赔一方，杜绝“谁救人谁举证”的不合理局面。杭州、无锡相继出台诬告追责机制，一旦查实恶意讹诈救助者，坚决依法追责，绝不姑息。北京更是将讹人诬告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录，让讹人者留下终身污点，处处受限。
 
各地新规的核心逻辑高度一致：保护善意施救者，严惩恶意讹诈者，彻底免除普通人做好事的后顾之忧。这些政策落地，搭配李玫瑾教授的追责建议，形成了“保障+严惩”的双重防护网。
 
法律有年龄豁免规定，高龄老人可免除行政拘留处罚，但罚款、民事赔偿、公开道歉等追责不受年龄限制。不仅如此，参与怂恿、协助老人讹诈的家属，同样需要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在我看来，想要彻底根治“不敢扶”的社会顽疾，唯一的办法就是抬高讹人作恶成本。不用动辄追求重刑，但必须让每一个恶意讹诈的人，付出金钱、名誉、信用的多重代价。
 
善良从来不该是冒险，更不该被辜负。当讹人不再有利可图，当行善不再需要胆战心惊，我们才能真正找回淳朴的社会风气，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能被温柔以待、被法律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