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极其荒唐的主意：先牺牲2亿中国人任由日军屠杀，剩下的人再通过罢工和绝食进行抵抗，等时间久了，日本人自然会心生愧疚，最后甚至甘愿成为中国人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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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被称为“圣雄”，很多人一提到他，想到的就是纺车、绝食和非暴力，可在我看来，历史人物越是被捧上神坛，越应该接受现实检验，因为一种方法能对付殖民统治，并不代表它面对侵略战争和种族屠杀时同样有效。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正在承受日军侵略，1942年甘地与蒋介石见面后，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也强调印度独立后能够帮助中国，但他依然坚信国家可以依靠非暴力抵抗侵略，这正是双方难以真正达成共识的地方。
 
甘地甚至认为，如果中国人拒绝屈服，即使让一半人口面对杀戮，剩下的人仍然不向日本低头，最终也能让侵略者感到羞愧，在我看来，这种话听起来充满道德勇气，放到南京、武汉和长沙的战场上，却显得过于残酷。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抗战不是为了报复谁，而是为了保卫家园、保护百姓和维护民族生存，当侵略军拥有飞机、大炮和毒气时，仅靠承受伤亡去唤醒对方良知，等于把国家命运寄托在侵略者是否突然悔悟上，这显然不能成为负责任的选择。
 
甘地对欧洲犹太人的建议同样引起巨大争议，1938年纳粹迫害不断升级时，他承认犹太人遭遇了极其残酷的压迫，却仍然反对战争，主张通过非暴力和自我牺牲争取正义，这种立场在道德上保持了一致，却严重低估了纳粹政权的残暴程度。
 
我认为，非暴力能够发挥作用，需要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对手仍然在意社会秩序、国际舆论或者统治成本，英国殖民政府会担心罢工、抵制和舆论压力，纳粹屠杀机器和日本军国主义却可能把克制当成软弱，甚至利用这种克制扩大杀戮。
 
甘地在家庭和医疗选择上的争议也经常被人提起，不过这里必须把事实说准确，卡斯图尔巴去世前确实讨论过是否注射青霉素，甘地最终表示反对，但她当时已经患有支气管肺炎、心脏衰弱和肾功能衰竭，不能简单断言一针青霉素就一定能够救活她。
 
甘地本人长期推崇节食、自然疗法和简朴生活，但他也并非从不接受现代药物，医学资料显示，他曾在劝说下服用奎宁等药物，因此与其说他完全拒绝现代医学，不如说他的医疗观念中确实存在固执、摇摆和明显的个人经验色彩。
 
甘地早年在南非留下的种族言论，则是另一块无法回避的阴影，他曾使用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并试图通过强调印度人比非洲人更加文明来争取权益，这说明年轻时的甘地并没有摆脱当时殖民社会中的种族等级观念。
 
当然，人的思想并非几十年完全不变，甘地后来逐渐支持非洲人争取权利，也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所以评价他不能只截取早年的一句话，却也不能用晚年的转变抹掉早期偏见，真正尊重历史，就是把变化过程完整摆出来。
 
在种姓问题上，甘地坚决反对所谓不可接触制度，也为底层群体争取基本权利，但他很长时间仍试图区分种姓制度和理想化的社会分工，没有像安贝德卡那样主张彻底摧毁种姓体系，这种温和改革路线自然会受到强烈批评。
 
但如果因此否认甘地的全部贡献，同样是不负责任的，他把穿土布、使用纺车、拒绝殖民商品这些看似普通的生活行为，变成了普通印度人都能参加的政治运动，1930年的食盐进军更把英国殖民制度的不公摆到了全世界面前。
 
我认为甘地最大的历史作用，不是凭一个人几次绝食就赶走英国人，而是把分散的民族情绪变成大规模政治动员，让农民、工人和妇女能够参与独立运动，也让英国维持殖民统治需要付出越来越高的政治与社会成本。
 
印度最终在1947年独立，也不能全部归功于非暴力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印度民族主义不断高涨，殖民军队的可靠性下降，再加上国际反殖民浪潮兴起，多股力量共同推动英国退出南亚。
 
在我看来，甘地最大的贡献和最大的局限，其实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他对非暴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仰，这种信仰让他敢于赤手空拳挑战强权，也让他在面对侵略者和屠杀机器时，给出了一些脱离现实甚至让受害者承担代价的答案。
 
历史人物不是电视剧里的好人和坏人，甘地既不是毫无瑕疵的圣人，也不是一无是处的骗子，他唤醒了印度民族意识，也有种族偏见、种姓局限和不切实际的判断，看清这些光明与阴影，才比盲目崇拜或者彻底否定更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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