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来形容澳大利亚邦迪海滩的恐怖袭击是再确切不过的了，其实英国、加拿大、德国以及整个欧洲都是如此。在西方之外的许多人都知道一些人和事是毒药，但吊诡的是西方尤其欧洲却张开双臂欢迎他们。 举一个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实例就可以说明不同的态度导致不同的结果。2002 年，新加坡公民祖尔菲卡尔·沙里夫组织与之理念相同的人，开展反对学校禁止佩戴头巾的活动。他本人也是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拥趸，因此被新加坡政府起诉。他感觉风声不对，于是就逃往澳大利亚。 与多数极端主义者一样，沙利夫没读过多少书，但澳大利亚欢迎他，为他提供奖学金，后来还读了研究生学位。他于2011年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一边从澳洲澳大政府那里领取补助和失业救济金，一边继续从事社会活动。 他发布视频，声称新加坡华人是殖民定居者，并称新加坡的意识形态侮辱、贬低和压迫穆斯林。2016年，他返回新加坡后被捕，后来他放弃了新加坡国籍，目前在澳洲与家人一起居住生活。 西方奉行多元化理念，这没啥问题。但在安全方面显然失衡了。从以上这个故事，再到邦迪海滩的恐怖袭击，这是澳洲政府“自杀式同情心”所带来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