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大校对要不要先开第一枪有这样的见解：“中国不能再沉醉于和平，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还纠结谁开第一枪有何意义，如果这个世界讲道理能解决问题还拿军队做什么？战争不能在本土发生，要拒敌人于国门之外！”超越“第一枪”：现代国防的战略智慧与逻辑演进 戴旭观点的核心，在于推动国防思维从“道德优先”转向“成本管控”，这不是放弃道义立场，而是认识到在特定安全情境下，过度强调“道德正确”可能导致战略被动。 真正成熟的国防策略，需要在道义与实效间找到平衡点。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前的博弈颇具参考价值，当时中国通过“勿谓言之不预”的明确警示，既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又为军事行动预留了空间。 这种“后发制人”的成功，关键在于把握了战略时机，在充分预警后实施果断反击，实现了政治与军事效果的最大化。 现代冲突的边界早已拓展，2007年以色列对叙利亚核设施的“果园行动”展示了一种新范式：在威胁尚未完全成型时进行精确打击。 与此同时，网络战、电磁对抗、太空资产博弈等新型冲突形式，使得“第一枪”的概念变得模糊，当对手的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时，谁开了“第一枪”已难以界定，这种“灰色地带”冲突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常态。 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已发生质变，2016年南海仲裁案期间的军事对峙表明，被动应对只会丧失战略主动。 现代国防需要的是“体系拒止”能力，通过综合威慑体系，将潜在冲突推离至关键利益区之外。 从这个角度看，“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本质是构建多维度、全领域的防御纵深。 最卓越的战略往往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2015年也门撤侨中，中国海军的存在本身就成为有效威慑。 这种“存在即威慑”的部署，通过力量展示来预防冲突，恰是“拒敌”理念的最优实现方式。 戴旭观点的价值在于打破思维窠臼，但实际操作需要更高明的战略艺术。 完全公开“先发制人”可能引发军备竞赛，绝对坚持“不打第一枪”则可能纵容冒险行为。 真正的战略智慧在于构建“动态威慑”体系：在常规领域恪守防御原则，但在核心利益遭遇明确且紧迫的威胁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这种战略上的适度模糊，反而能形成更有效的威慑。 尤为关键的是区分“战术第一枪”与“战略第一枪”，在具体争端中，如仁爱礁的执法对峙属于战术层面的应对。 而在战略层面，持续的前沿部署和能力建设才是真正的“先手”，这种分层应对既避免战略冒进，又不失主动权。 当下最需要的，是建立与国力相称的战略话语体系。既不能陷入对抗思维，也要警惕绝对和平主义的天真。 在大国竞争的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强硬或妥协，而是战略思维的自相矛盾。 归根结底，国家安全是建立在实力与智慧基础上的系统工程，戴旭的直言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用坚定而灵活的战略守护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 这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能够在复杂局势中把握本质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