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28 岁的竺可桢博士毕业时，被女校长堵在了家里。校长竟然说：“你娶我妹妹，不娶不准走！”20 年后，竺可桢回忆起这件事，抱着妻子大哭了起来。   1938 年贵州湄潭小屋，竺可桢抱着陈汲大哭：“当年校长逼我娶你，竟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桌上四菜一汤还冒着热气，20 周年的米酒刚喝过半瓶，他看着妻子眼角细纹，满是愧疚与感激。   这个中国气象学奠基人，此刻不是校长、不是学者，只是个懂了妻子半生付出的丈夫。   1890 年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从小就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常追着大人问 “为什么会下雨”。   1910 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远赴美国学习农业，后因对气象的热爱，转攻气象学与地理学。   在哈佛的三年，他每天泡在实验室，笔记记满 8 个本子，还主动参与校园公益，待人谦和。   女校长爱玛・菲尔普斯看在眼里，觉得这个中国青年不仅有才，更有担当，便动了 “撮合” 心思。   1918 年竺可桢博士毕业，正收拾行李准备回国建气象站，爱玛却堵在了他家门口。   “娶我妹妹陈汲，不娶不准走！” 爱玛的直白让他懵了，他从未想过在回国前谈婚论嫁。   陈汲当时也在美国学教育学，躲在里屋的她，攥着笔记不敢出来，却悄悄打量着这个腼腆的青年。   竺可桢红着脸解释 “回国条件苦”，陈汲却主动走出来：“我不怕苦，愿意跟你一起做事。”   这场意外的 “逼婚”，让两人走到了一起，同年夏天，他们带着简单行李回到中国。   刚回国的日子比竺可桢预想的更难，他任南京高师教授，薪水微薄，住处漏雨。   陈汲没抱怨，脱下洋装学做中国菜，把漏雨屋子收拾整齐，还悄悄典当首饰，帮他买气象仪器。   1921 年竺可桢想建简易气象观测站，没钱买设备，陈汲把母亲给的金镯当了，凑够了钱。   看着妻子的付出，竺可桢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中国有自己的气象学，不辜负她的支持。”   1928 年，他建立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观测的垄断。   1936 年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他提出 “求是” 校训，想把浙大建成顶尖学府。   陈汲则利用自己的专业，在浙大附近办了所平民学校，教贫困孩子读书识字。   有学生没钱买课本，她就自己手抄；有孩子生病，她带着去看病，垫付医药费。   竺可桢看在眼里，常说：“我办浙大是教育救国，你办平民学校也是，我们是战友。”   那段日子，夫妻俩白天各忙各的，晚上一起在灯下整理资料，感情愈发深厚。   1937 年抗战爆发，浙大被迫西迁，从杭州到贵州遵义，辗转三千里，走了两年。   竺可桢作为校长，要统筹师生迁徙、安排教学，压力大到满嘴溃疡，常常失眠。   陈汲则挑起全家和学生的生计，把衣物首饰典当换粮食，分给吃不饱的学生。   竺可桢发高烧昏迷时，她背着年幼孩子，冒雨跑十几里路求医，把仅有的积蓄都买了药。   西迁路上，她还帮竺可桢保管重要教学图纸，遇日军轰炸时，先把图纸塞给学生，再拉着他躲山洞。   1940 年浙大在遵义安定下来，竺可桢带领师生在战火中坚持教学，浙大被称为 “东方剑桥”。   他还没停下气象研究，利用简陋设备，记录贵州地区气象数据，为后来的气候研究打下基础。   陈汲的平民学校也搬了过来，学生从 30 人增加到 100 多人，她还组织学生帮农民干活，教他们识字。   有人问竺可桢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总说：“是陈汲，没有她，我撑不过西迁，也做不成这些事。”   1949 年后，竺可桢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继续推动气象学发展，主持编纂《中国气候图》。   他每天还是会早早回家，帮陈汲挑水、劈柴，听她讲学校里的趣事。   1974 年竺可桢病重，临终前还握着陈汲的手：“这辈子让你吃了太多苦，我对不起你。”   陈汲摇头：“能跟你一起建气象、办教育，我这辈子值了。”   竺可桢去世后，陈汲继续打理平民学校，直到 1983 年去世，享年 88 岁。   如今，竺可桢建立的气象研究所已发展成中国气象局，浙大 “求是” 校训影响着一代代学子。   他们的故事被收录在浙大校史里，成为 “彼此成就” 的典范。   有人说，竺可桢的成就里，藏着陈汲半生的付出；而陈汲的教育理想，也因竺可桢的支持得以实现。   这场始于 “逼婚” 的婚姻，用一辈子证明：好的感情，是两个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彼此扶持，共同成就。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经费与人事:竺可桢初掌浙大时的运筹帷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