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山西一名中年男子去旧货市场淘书，突然他被旧书中滑落的几张泛黄的纸片吸引，后来居然找出了84张这样的黄纸。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96年春天，山西太原旧货市场上人来人往，空气里弥漫着纸张与灰尘混合的气味，王艾甫，年近六旬，是个退伍老兵，也是一位退休检察官。 每逢休息日，他总喜欢骑着自行车去南宫市场转一圈，在那些堆得乱七八糟的旧书堆里翻找军史资料。 他对战争题材格外敏感，也许是因为年轻时在援越战场上的经历，那些战火下牺牲的战友、来不及寄出的家书和刺鼻的硝烟都刻在他的记忆里。 那天，他正蹲在摊位前随意翻阅着书堆，一沓书从麻袋里倒出来，几张破旧泛黄的纸飘了出来，正落在他脚边。 他随手拾起，纸张边角已经卷曲，上面字迹模糊，但仍能辨认出“阵亡通知书”几个字，他心头一紧，连忙翻看，发现这些纸上写着的全是烈士姓名、籍贯、牺牲地点与原因，大多死于太原战役，年纪多是十七八岁。 继续翻查，他在几本旧书的夹缝中找出了整整84张这样的通知书，纸张颜色早已泛黄，部分墨迹已洇开，甚至还能看到雨水冲刷留下的痕迹。 他意识到，这些东西非同小可，摊主看到他神情异常，便开口要价三千元，当时王艾甫的月退休金不过三百块，这笔钱几乎是他一年的生活费，他没讨价还价，把自行车留在摊前，急匆匆跑回家取钱。 家中现金不够，又去了邻居家借，才凑齐了三千块，他把那些通知书用纸包好，小心翼翼地夹在怀里，生怕回家路上弄丢一张。 当天晚上，他在灯下一页页核对，许多通知书上的烈士连名字都没写全，有的地址只写着“山西某村”，有的安葬地标注为“战场西侧乱坟岗”。 一张张看下来，他的手掌被纸张边缘割出细细的口子，指缝还嵌着翻书时刺入的木刺，他妻子在一旁看着心疼，却知道他拦不住。 他开始逐一誊抄每位烈士的信息，又去太原市郑村烈士陵园寻求线索，陵园里立着上千座墓碑，许多连编号都没有。 他自费买来刷子与棉纱布，把每块墓碑上的字都擦拭干净，一笔笔拓印记录，在一处酸枣树根下，他发现一块歪斜的碑，上面刻着“北钟垸村郝戴虎”。 这个“戴”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通知书上的“郝载虎”对比之下，确认了这是一处刻字错误，他跪在地上扒开树根旁的泥土，把那块碑完整露出来，再次记录下来。 为了确认烈士籍贯的真实信息，他跑遍了各地档案馆和老区村落，他曾为寻找“崞县五区”的一名叫刘党仁的烈士，查阅三本地图也找不到那个地名。 直到忻州档案馆翻出一份1958年的行政区划变更记录，才知道崞县早已改为原平市，而所谓“五区”现属苏龙口镇。 他又搭乘拖拉机进山，在山路上遭遇暴雨，身上只裹着一层塑料布，怀里的烈士登记册被雨水打湿了一半。 赶到刘党仁老宅时，只剩下半堵断墙，墙面上有几行模糊的划痕，是当年妹妹用发簪刻的“党仁哥打太原”。 2005年，他终于在湖北云梦县找到第一位烈士亲属，当他拿出那份陈旧的通知书，堂弟当场跪倒在地，哭得无法自持。 原来因为长年没有消息，村里谣传郝载虎叛逃，郝家蒙受巨大耻辱，他母亲临终前还嘱咐后人不得再提这“逆子”，而这封迟到五十六年的通知书，不但还原了烈士的英勇牺牲，也洗刷了一个家庭的冤屈。 王艾甫的寻亲之路没有停下，他把所有资料重新整理归档，又借来拓印纸，把每块确认身份的墓碑编号与信息拓下。 有一次，他在闻喜县帮王正才烈士的后人寻亲，民政系统一度误将王正才的牺牲战役录为抗美援朝，使家人误寻了多年。 他将郑村陵园东二区806号墓碑上的名字拓印下来，交到烈士侄孙的手中，那位中年人激动得久久不肯撒手。 后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进来，他们帮助整理档案，扫描破损文物，用数字技术重建被焚毁的烈士家书，从中还找回了三十多位亲属。 王艾甫把收集到的163件抗战文物全部无偿捐给国家，许多烈士证、党员证和残缺军装如今都陈列在纪念馆中。 2025年清明，太原郑村陵园竖起了三块智能墓碑，屏幕上显示出烈士马志武的年轻面孔，他的亲侄子已年过七旬，在墓前久久凝视屏幕里那个鲜活的面庞。 那一日，新确认的崔扶成烈士墓前摆着三样家乡食物，分别来自三位烈士生前故土，三家后人扶持着彼此，在细雨中一同烧纸祭拜，烟灰在风中升腾，飘向雾气缭绕的太行山。 王艾甫坐在轮椅上，在百米外默默望着，他不曾高声宣讲，只是安静地记录，默默地前行。 他知道，如果没有他，这些纸张或许早已被当作废纸焚毁，或许这些名字再也不会被提起，他用一生，为84份泛黄的纸片，找回了温度、归属与尊严。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光明网——83岁退伍老兵王艾甫：27年送200名烈士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