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陈昌浩逝世后，徐向前叮嘱工作人员：他的悼词，我要亲自过目。 追悼会在八月初的一个雨天举行。灵堂肃穆，雨点敲打着屋檐，像是为这位充满争议的将领奏响的哀乐。徐向前站在讲台前，望着陈昌浩的遗像，神情凝重。 他没有拿稿子，只是用那略带山西口音的沉稳语调，一字一句地开始追忆。台下，坐着许多当年从鄂豫皖、川陕一路杀出来的老部下，如今都已是共和国的将军。当徐帅的声音响起，许多人的眼眶瞬间就红了。 这两个名字陈与徐，曾是捆绑在一起的传奇。一个是方面军总指挥，一个是总政委，共同撑起了我军三大主力中最兵强马壮的一支。他们之间的关系，远非搭档二字可以概括。 在战场上，他们是配合默契的最佳拍档，陈昌浩激情澎湃，擅长鼓动士气，提出大胆的作战设想，徐向前则沉稳内敛，精于战术计算，总能将大胆的计划落实为严谨的部署。 1931年，25岁的陈昌浩从苏联归来，空降到鄂豫皖苏区。这个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身上却带着一股子不容小觑的锐气。他不像其他一些留苏干部那样只会背诵条条框框，而是迅速扎进一线，和士兵们打成一片。 他甚至敢亲自坐上我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揣着手枪监视被俘的飞行员，把手榴弹和传单一起扔向敌军阵地。那时的陈昌浩，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是无数我军战士心中的偶像。 在徐向前的记忆里，陈昌浩既是战友，也是一个矛盾体。他有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也有革命者的果敢决绝。 他能把《联共党史》和军事地图摆在一起研究，也能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亲自到前沿阵地鼓舞士气。 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本是革命力量空前壮大的历史性时刻。在决定我军是北上还是南下的关键时刻，他选择了支持张国焘。 徐向前对此痛心疾首。他曾试图劝说，但在当时的复杂局面下，作为军事主官，他既要维护团结，又不愿看到自己亲手带大的部队走向分裂，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主席率领一、三军团连夜北上。 当部下跑来请示要不要打时，是徐向前和陈昌浩共同制止了这场可能发生的悲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如果说南下是一时的迷途，那么西路军的惨败，则是军事上的切肤之痛。两万多名红四方面军的精锐将士，奉命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然而，在孤立无援的河西走廊，他们遭到了马家军的疯狂围剿。 兵败后，徐向前历经艰险回到延安，继续投身革命洪流。而陈昌浩却因严重的胃病被送往苏联治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异国漂泊。 当昔日的战友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中淬炼成钢时，陈昌浩的人生却跌入了谷底。他在苏联当过采石场的苦力，也曾在斯大林格勒的硝烟中担任翻译。 他无数次给党写信，请求回国参战，却始终杳无音信。那份渴望重返战场的焦灼，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直到1952年，他才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迎接他的是刘少奇等领导，但他的心中，更多的是忐忑与愧疚。 在徐向前家中举办的那场四方面军老战友聚会上，他没有多言，只是挨个向昔日的部下、如今的将军们拱手致歉。当他握住前妻张琴秋的手，连声说“我对不起你”时，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政委，眼中满是悔恨。 他向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请多给活干。”于是，他被安排为编译局担任副局长，从此将后半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到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中。 那个曾经在战场上挥斥方遒的将军，变成了一个在书斋里默默耕耘的学者。他用这种方式，赎着自己的罪，也践行着自己对党的忠诚。 1967年7月30日，身心俱疲的陈昌浩，在交代护士文件柜里的稿子别乱放后，选择了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 徐帅的悼词，没有回避陈昌浩的错误，但更肯定了他为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他那颗至死不渝的忠诚之心。 信息来源：走出尘封的历史：陈昌浩与西路军．炎黄春秋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