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男子与同事聚餐喝酒后，独自到足浴店消费。按摩一个小时后，男子因呕吐表示要休息一会才离开。可谁料，男子次日却被发现死在包厢。虽然公安机关已证实是猝死。但足浴店还是赔偿家属32万元并签订协议。可收到钱后家属立马反悔，并以协议父亲一栏不是本人签名等为由，又告上法庭索赔共计189万元。
（来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男子李某是某公司员工。
事发当天晚上，李某拿着一瓶52度的酱香型白酒，与男同事段某、徐某在某餐厅包厢共同饮用。
用餐期间，三人将这瓶一斤装的白酒喝完。每人大约喝了三两左右、无人劝酒。
用餐结束后，同事段某、徐某各自打车回家。李某则打车到某足浴店消费。
李某进入足浴店后，经理按照排班表，安排女技师张某为其提供按摩服务。
张某在提供服务之前，李某明确表示只需要一个小时的按摩服务。在接受按摩服务期间，李某能够正常与张某进行交流。
23时52分，按摩结束时，李某要求张某给其拿垃圾桶，并对着垃圾桶进行呕吐。
张某提醒李某称，根据店里的管理规定，不能留宿。李某表示，其不会留宿、休息一会就走！之后，张某离开包厢。
次日上午10时许，保洁员打扫卫生时，因发现李某身体异常躺在按摩椅子上，打电话给老板郑某并报警。
120救护车和民警到场处置后，医护人员现场确认李某已经无生命体征。
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确认李某符合猝死、李某的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
得知还未婚的儿子死在足浴店后，李某父母天天到足浴店闹，并要求老板赔偿。
两个月后，足浴店老板与李某父母在派出所民警见证下，签订调解协议。
协议约定：足浴店一次性赔偿家属共计32万元、家属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就李某死亡一事向足浴店索赔。
签订协议当天，足浴店老板郑某给李某母亲薛某支付了32万元。
可谁料，薛某收到钱后，其丈夫即李某父亲立即就觉得要少了，并要求重签协议。
李某父亲认为：
其找律师算过一笔账，李某死亡赔偿金168万元、丧葬费7万元、精神抚慰金是10万元。即家属应当获赔185万元。
即便足浴店承担50%的责任，家属也应当获赔90多万元。
足浴店老板认为，家属就是无理取闹。
被拒绝后，家属请来律师并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足浴店老板郑某告上法庭，索赔共计189万元（家属向法院提交了4万元律师费的发票）。
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娱乐场所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
一审认为：
首先，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首要责任。
其次，足浴店作为一个封闭性的经营场所，应对客人的人身安全承担保障义务。
可足浴店在明知李某醉酒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服务且未针对酒后的风险提高应对措施。即在李某发生呕吐时，足浴店未提高警惕、正确应对，亦存在一定的过错。
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由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后，李某父母系李某的继承人，其与足浴店老板郑某签订了协议，现郑某已按照协议内容赔偿家属32万元。
民法典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李某父母要求郑某另行支付赔偿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协议的签订过程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形。
且与足浴店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相比，赔偿32万元并不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况，故对李某父母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李某父母上诉时称：
协议母亲一栏签名是薛某本人、但父亲一栏并非是本人，故协议应认定无效。
另外，足浴店的营业执照是挂靠的，故营业执照所属公司，也应当承担与足浴店同等责任。即至少还要再赔偿家属32万元。
二审认为：
第一，成年人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自身身体状况及饮酒后可能存在的风险，但其在饮酒后并未及时回家，而是前往足浴店按摩，其对自身安全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导致发生最终的猝死结果。
结合本案实际，一审认定李某自身对其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并无不当。
第二，足浴店作为经营场所，应对顾客承担相应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在发现李某喝酒并有呕吐等症状后，仍未提高警惕并采取相应应对措施，故足浴店应对李某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即家属向足浴店索赔有法律依据。
第三，根据李某父母诉称的内容，结合赔偿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地点、背景，应视为李某父母认可赔偿协议的真实性。故其以签名并非李某父亲本人所签为由不认可该协议，法院不予采纳。
且足浴店是否挂靠与李某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故对该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