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后，以“私产”为由请求归还祖宗牌位，没想到故宫方

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后，以“私产”为由请求归还祖宗牌位，没想到故宫方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他哑口无言，羞得满脸通红。 1959年12月的一个寒冷冬日，北京的街道上，一个中年男子正缓缓走着。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脸上的皱纹和略显苍白的肤色，昭示着岁月留下的痕迹。这个男人，正是刚刚获得特赦的溥仪。 曾经的皇帝，如今只是一介平民。但在溥仪的心里，还有一个难以割舍的执念。他决定去故宫走一趟。故宫，这座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宫殿，承载了他太多的记忆。他想去祭奠先人，也想去寻找曾经的自己。更重要的是，他想把祖宗的牌位请回家供奉。这是他作为一个皇族后裔，最后的心愿。 走进故宫，熟悉的红墙黄瓦映入眼帘。在太庙里，溥仪很快找到了乾隆皇帝的牌位。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走上前来，恭敬地问溥仪有何贵干。溥仪说明了来意，请求把乾隆皇帝的牌位交给他，毕竟这是他家族的私产。 年长的工作人员面露难色。他委婉地解释道，这些牌位虽然曾经属于皇室，但现在已经是国家的文物，依法属于国家所有。不能随意带走。溥仪听到这话，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他张了张嘴，想要争辩，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 一种深深的羞愧和无力感，瞬间将溥仪淹没。曾经至高无上的皇帝，如今竟连祖宗的牌位都无法带走。这个事实，像一记重锤，敲碎了他心中最后的皇室尊严。他的脸涨得通红，低下了头，不愿让人看见他的窘迫。 溥仪的生命轨迹充满了戏剧性与复杂性。曾经的帝王，经历了帝国的覆灭、战乱的纷争，以及人们认知中的“从盛到衰”的典型命运，最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溥仪不仅仅是从一个失落的皇帝身份中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普通公民，甚至在1964年，成为了全国政协的委员，走上了国家政治舞台。这一转变，既是个人命运的奇迹，也是时代变革的象征。 特赦后的溥仪，经历了三次选举，而第三次选举时的经历，尤为令人注目。那时，他刚刚经历了肾切除手术，身体的虚弱并未削弱他对于新社会赋予的政治权利的珍视。那一次的选举，他与李淑贤一起，参加了街道负责人的介绍会。在众多街坊邻居的陪伴下，溥仪听取候选人情况的介绍，尽管刚刚从病床上爬起，他的声音却意外地洪亮，显得有些脱离了他的病弱形象。这种力量，或许来自内心深处对新生活的热切期许，也可能是他对这一选举权利的深刻理解。 溥仪对于选举的尊重与珍惜，根植于他对个人身份的深刻认知。他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帝，三岁即继位，经历了两次复辟与三次“皇帝梦”。然而，这些过往的经历都未能让他得到平民百姓的认可，他的皇帝身份不过是名存实亡的空壳。直到新中国成立，溥仪才得以重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了和普通中国公民一样的选举与被选举权。 选举当天，尽管身体虚弱，溥仪仍然坚持参与，并且在投票前表现出了对这一程序的尊重。在排队等候投票时，他保持着一种庄重的神情，尽管周围的老街坊可能并未察觉，这一份对选举的庄重与敬意，却深深映射出他内心的波动和对新生活的感激。溥仪从未想过跳过排队，他始终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个细节，投下属于自己的选票。那一刻，他的选票或许与任何一位平民百姓没有太大区别，但对于溥仪来说，这张薄薄的选票，是对他过去命运的一种深刻回望，更是对新社会的一种珍视。 溥仪在他的自述中，曾把自己的一生与“皇帝”身份的变迁做了清晰的划分：第一次是三岁即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复辟；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扶植他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而最后一次，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拥有了与其他中国公民一样的选举权与公民权利。这种自述既是对自己命运的回顾，也是对历史的某种自我释然。曾经的他，虽然坐拥帝位，却也始终感到深深的孤独与无力；而在当下，他虽然身处平民百姓之中，但却能享受到普通人所拥有的尊严与平等，这种从“皇帝”到“公民”的身份转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次命运翻盘，也是时代大潮冲击下的历史必然。 1964年，无疑是溥仪人生中的一大高峰。那一年，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终于在多次删改后付梓出版，记录下了他内心的曲折与心路的变迁。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亲眼见证了新中国十年来的建设成就。对于溥仪来说，这一年既是他个人的写照，也是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奇迹。他不仅亲身体验了新中国带来的变化，还亲自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 1964年12月30日，溥仪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出现在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一场合，象征着溥仪从一名失落的帝王到真正的国家公民的身份转变。在会议上，溥仪的发言中可以听出他激动的心情。他回顾自己的过往，并且对新中国的奇迹表示了由衷的感慨——“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这个话题，或许是溥仪对自己命运的深刻总结，他用这种方式来讲述一个曾经的“皇帝”如何从新社会的怀抱中获得救赎与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