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新四军把后方医院放在淮安一个千年古寺里,在安装电话线时,竟然发现了一间十分隐蔽的密室,打开后众人都惊呆了。 1945年深秋,淮安城迎来了一场重大变革。随着新四军主力北上,这座运河古城成为了华中军区的重要驻地。 在淮安城内,一座千年古刹湖心寺静静伫立。这座寺庙建于南宋年间,因四面环水而得名,是淮安城内最大的寺院之一。 当时的华中军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大量伤病员需要救治,而城内能容纳上千人的建筑屈指可数。湖心寺宽敞的殿堂和僧舍,成为了最理想的选择。 1946年元旦,华中军区卫生部在此组建了第一后方医院。医院院长由陈海峰担任,张昭、左英、乔明志三人担任副院长。 短短几天内,这座千年古刹就焕发出新的生机。原本供奉佛像的大殿变成了中心手术室,僧人诵经的禅房成了病房。走廊上,身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来回穿梭。 医院的组织架构也迅速建立起来。除了院部、政治处等行政部门,还设立了总务管理处、药材科、门诊部、护理部等专业科室。 这支医疗队伍堪称精锐。其中不乏从奉天医科大学、湘雅医科大学等名校毕业的医学专家,他们在战火纷飞中选择了投身革命事业。 到1月中旬,医院的职工人数已达1200多人。这支队伍中,既有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也有刚从医校毕业的年轻护士。 在湖心寺后方医院里,医疗物资的匮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最基础的消毒用品如酒精、棉花都无法从外界购得。 医院的工作人员开始自己动手制作。他们利用粮食酿造医用酒精,用土法蒸馏设备制取蒸馏水,甚至自己培植棉花制作医用棉球。 药品短缺的问题更为严重。青霉素这样的抗生素极其珍贵,每一支都需要经过卫生部长的批准才能使用。 一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可能就意味着一个重伤员的生命。医院制定了严格的用药制度,确保每一份药品都用在最需要的病人身上。 在这种困境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伸出了援手。他们通过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秘密募集了大量医疗物资。 1946年3月,数十箱珍贵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被巧妙改装,经过重重关卡,终于运抵淮安城。这批物资中包含了当时最紧缺的磺胺类药物和化学试剂。 为了解决长期的药品供应问题,军区卫生部于3月20日开办了淮城大药房。这家药房不仅供应军队所需,也为当地百姓提供医药服务。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医院的医护人员开始了紧张的救治工作。他们用最有限的资源,治愈了最多的伤员。 两淮战役期间,仅这一家医院就收治了1415名伤病员。每一个被救治的战士,都是用这些来之不易的医疗物资换来的。 手术室里没有现代化的无影灯,医生们就用煤油灯照明。没有先进的麻醉设备,就用最原始的方法为伤员止痛。 病房里的床铺也十分简陋。有的伤员只能睡在铺了稻草的木板上,但没有一个人抱怨过这样的条件。 在这座古老的寺庙里,每天都上演着生命与死神抗争的故事。医护人员不分昼夜地工作,只为多救治一个伤员。 1946年7月,苏中战役爆发。湖心寺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短短两个月内,医院收治的伤员数量急剧上升。每天都有担架队从前线送来伤员,病房很快就住满了。 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不得不扩大收治范围。佛堂、走廊甚至庭院里都搭起了临时病房。一些轻伤员只能睡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 8月下旬,战事进一步吃紧。华中军区下令成立第二临时野战医院,以分担湖心寺医院的压力。 但好景不长,9月1日,一份紧急命令传到了医院。华中分局决定所有后方机关必须撤离淮安,向射阳河一带转移。 医院立即开始了紧急转移的准备工作。重伤员被优先安排转移,医疗设备也要一件件拆卸打包。 转移工作持续了整整两周。医护人员日夜不停地工作,要确保每一个伤员都能安全撤离。 9月15日,情况突然恶化。国民党军队从泗阳众兴镇分两路向两淮进攻。医院的转移工作不得不加快速度。 一些无法转移的重要医疗设备被紧急埋藏。医院还在当地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为日后可能的游击战做准备。 9月24日,最后一批医护人员撤离了湖心寺。这座承载了无数生命希望的千年古刹,再次回归沉寂。 但医院的工作并没有就此停止。一批医护人员主动留下,组建了游击治疗队。他们隐藏在民间,继续为革命军队提供医疗服务。 这些游击医疗队伍规模虽小,但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救治伤病员,还培训了大批地下医疗人员。 在之后的两年里,湖心寺几度易手。但那些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医护人员,始终没有放弃救死扶伤的使命。 医院虽然撤离了,但它在湖心寺留下的故事永远留在了淮安人民的记忆中。这段历史见证了革命医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精神。
1946年,新四军把后方医院放在淮安一个千年古寺里,在安装电话线时,竟然发现了一
甜蜜游记
2025-01-29 19: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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