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画家张大千不顾劝阻，执意选择南渡。她仅有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幼女匆匆登机，随身携带了几十幅临摹敦煌的壁画，晚年颠沛流离。 1941年春天，张大千带着画具和助手抵达敦煌莫高窟。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已经以临摹石涛、八大山人等画作闻名于世。 面对敦煌壁画灿烂的色彩与精湛的技艺，张大千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他决定在这里驻足，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临摹生涯。 在莫高窟的日子里，张大千每天清晨便搭起简易的竹梯，开始一天的临摹工作。他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洞窟进行临摹，包括第45窟、第120窟等著名洞窟的精美壁画。 这段时期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洞窟内光线昏暗，通风不畅。但张大千依然坚持工作，用画笔记录下这些濒临消失的艺术瑰宝。 随着时间推移，张大千临摹的壁画数量不断增加。他不仅仅是简单地复制这些壁画，更深入研究了敦煌壁画的用色技法和绘画风格。 1943年底，张大千带着他的临摹作品来到香港举办画展。这次画展在香港艺术界引起了轰动，许多人第一次通过他的临摹作品，看到了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 画展的成功让张大千声名鹊起，但他的家庭生活却显得颇为复杂。那时的张大千身边有着第二任妻子黄凝素和第三任妻子杨婉君。 黄凝素为他生育了八个子女，一直默默支持着他的艺术事业。杨婉君则放弃了自己的曲艺表演事业，专心陪伴在他的身边。 就在这一年，通过女儿张心瑞的介绍，张大千认识了年仅十二岁的徐雯波。这个对他日后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相遇，起初只是一次简单的授画。 1944年至1949年间，张大千的艺术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作品开始融入敦煌壁画的艺术特色，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风格。 1949年12月，成都的局势变得日益紧张。张大千和家人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离开的决定。 此时的张大千只设法弄到了三张军用飞机的机票。这三张机票成了一家人命运的分水岭。 在做出选择时，第四任妻子徐雯波主动提出让出自己的机位。她选择和年幼的儿子张心健留在大陆。 最终登上飞机的是张大千本人，黄凝素的小女儿张心沛，以及徐雯波的大女儿。这个决定让一家人从此分散在两岸。 留在大陆的徐雯波面临着艰难的处境。她不得不将年幼的儿子张心健送到母亲身边抚养。 张心健最终被寄养在一个普通家庭中。这个决定影响了这个孩子此后的人生轨迹。 在离开的过程中，张大千还带走了一些珍贵的古画。这些都是他多年收藏的精品，对他的艺术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张大千不知道这一别将是多久。他只知道必须尽快将这些艺术瑰宝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军用飞机的条件十分简陋，机舱里挤满了人和行李。张大千将那些画作小心翼翼地放在身边。 这些画作中，有许多是记录敦煌壁画的珍贵资料。它们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档案。 当飞机最终降落在台北时，张大千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成功地保护了这批珍贵的艺术作品。 这些画作后来在台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更多人了解到敦煌艺术的价值。它们成为了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但是对张大千来说，这次匆忙的南渡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他的家人从此分散在海峡两岸。 在台北安顿下来后，张大千开始思考如何继续自己的艺术事业。这些从大陆带来的画作，成为了他重新开始的基础。 在台湾的初期，张大千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中。他开始在台北举办画展，展出从大陆带来的敦煌临摹作品。 这些展出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人通过这些临摹作品，第一次了解到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 1950年代，张大千的艺术风格开始发生变化。他将敦煌壁画的技法与传统山水画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泼墨泼彩风格。 1954年，张大千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他先后在印度、巴西、美国等地居住和创作。 在这段旅居期间，他终于与徐雯波在海外重逢。两人再次团聚后，一同继续着漂泊的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他们收到了儿子张心健在大陆去世的消息。这个噩耗给这对夫妻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张大千开始更加频繁地创作，仿佛要用艺术来抚平内心的创伤。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 1960年代，张大千在世界艺坛的地位达到顶峰。他与毕加索被并称为＂东张西毕＂。 在国际艺术界获得认可的同时，他依然保持着对敦煌艺术的研究。那些年轻时临摹的壁画依然是他重要的创作源泉。 1970年代，年事已高的张大千选择在台湾摩耶精舍定居。这里成为了他晚年创作的重要基地。 在这里，他继续着艺术创作，也开始整理早年的作品。那些珍贵的敦煌临摹作品被他悉心保管。 1978年，年迈的张大千创作了《云山万众，寸心千里》。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的寓所中离世。他的一生跨越了近一个世纪，见证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动荡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