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945年，日本人抓了40000名国人运到日本，作为日本的免费奴隶，在100多个黑煤窑挖煤，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经济进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尤其是劳动力的短缺成为了制约战争生产和战时经济的瓶颈。为了满足战时需求，日本政府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措施——强征中国劳工。1942年11月27日，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将华人劳工移入日本内地的决议》，标志着日本政府正式启动了对中国劳工的大规模征用。这一政策规定，中国劳工将主要被派往矿山、港口装卸、国防土木建设等艰苦且高危的劳动岗位，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提供支持。 这一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将被强行送往日本，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需要提供血汗和生命。随着决议的推进，日本占领当局与伪政权的合作愈加紧密。在华北，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在华东，成立了日华劳务协会。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从中国各地强行征集劳工，并将其送往日本。为了顺利实施这一计划，日本当局还在天津塘沽、山东济南、青岛、河北石家庄、上海等地设立了劳工训练所和收容所。这些地方成为了中国劳工被集中、筛选和运输的中转站，许多人在这里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等待。 1943年3月，首批劳工开始被“试验性”地送往日本，数量为1420人。日本当局对这一试验性的劳工引进过程高度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确认劳工来源的稳定性和劳工的使用效果后，决定从1944年起加大劳工的强征力度。从1944年到1945年5月，日本共分161批，将37,515名劳工强行送往日本。根据日本学者田中宏的研究，实际参与这一劳工征用的人数为41,758人，其中约有2,823人在启程前就因各种原因死亡。最终，成功抵达日本的中国劳工人数为38,935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农村的普通百姓，因贫困或战乱而被诱骗或强迫加入劳工队伍。初到日本，他们被迫与日军和其他被征用的劳工一同，进行极其艰苦且危险的工作。许多人被送往矿山、制造工厂，甚至港口装卸，这些地方不仅劳动强度大，且工作环境恶劣，存在着极高的死亡风险。在这些恶劣的环境中，中国劳工不仅要忍受体力上的摧残，还要面对日军和日本当局的种种压迫与虐待。他们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食品匮乏，医疗条件极其简陋，许多人因长期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早早丧命。 此外，劳工的生命安全几乎不受任何保护，许多人死于劳动事故或疾病，而那些未能及时被治愈的病人，常常被抛弃或直接送进死神的怀抱。即便是那些能够生还的劳工，在日本的生活依然如同地狱般的折磨。他们只能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勉强生存，每一天都是对人类尊严和生存极限的挑战。 日本在强征中国劳工过程中，采用了极其严苛的手段。很多劳工在被强行送往日本前，都被集中在不同的劳工收容所，等待被运输。这个过程中，很多劳工不仅被剥夺了自由，甚至在身心上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特别是在1944年到1945年间，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劳工的征集和运输的规模也日益扩大，许多地区的居民被迫背井离乡，进入这些收容所。 他们被分散到一百多个煤矿中，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着超出人类极限的劳动。这些劳工中，年龄最大的已经78岁，最小的仅仅11岁。然而，在日本投降后，能够活着回到祖国的人却少之又少。近七千名同胞永远长眠在了异国他乡。 这些被强征的劳工被分散到一百多个煤矿中。在北海道的矿场，严寒是最大的敌人。每到夜晚，十五个人被关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只能蜷缩在坚硬的泥地上。屋里虽然有一个取暖炉，但微弱的热量根本无法抵御刺骨的寒风。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劳工们互相取暖成了唯一的慰藉。他们常常靠得很近，用体温来抵御寒冷。不过，这样的休息时间总是太短暂。每天天还未亮，他们就必须起床准备工作。日本人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牲畜，晚上甚至会把他们＂赶回圈＂，上锁关押，只在屋内放置一个简陋的马桶供他们使用。 煤矿里的工作异常繁重。每天长达十四、十五个小时的劳动，让这些饥肠辘辘的劳工们筋疲力尽。监工们手持榔头和皮鞭，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毒打。完不成工作量的人不仅要挨打，还要挨饿。在这样的高强度劳动下，即便是年轻力壮的人也很难坚持，更不用说那些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 这一切的背后，是日本当局为了战争胜利而不择手段的残忍。中国劳工在日本的苦难，不仅是对其身体的极限摧残，更是对其人格和生命尊严的极大侮辱。日本当局在强征劳工的过程中，毫无悔意地将其视为战争机器的零件，任由他们在死与生的边缘挣扎。 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强掳中国劳工的名录成为了这一罪行的重要证据。这些名录的公布，不仅让世人更加直观地了解了这段历史的残酷，也为劳工的后代提供了查询的依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数字化技术，将这些珍贵的资料进行了存档，并在网络上向公众开放。通过这些名录，很多劳工的亲属和后代可以追溯到他们祖先在这段历史中的所经历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