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和杨得志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许世友指挥东线作战比较勇猛，全面开火，杨得志指挥西线战斗比较稳扎稳打。 1979年春天，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不久，一场重要的军事总结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桌前，来自东西两线战场的指挥官许世友和杨得志分别就各自的作战经验进行了深入交流。两位将领虽然都取得了战果，但他们采取的战术和指挥风格却大相径庭。这场会议，也成为了解两位将领不同军事思维的一个窗口。 许世友将军是广州军区的主要指挥官，统领着广州军区的主力部队和广西边境的驻防部队。在军旅生涯中，许世友始终保持着快速决断的特点。他认为在战场上，速战速决往往能够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这种指挥风格的形成，与他多年来的军事实践和个人经历有着深刻的关联。在他看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指挥官必须具备当机立断的勇气。 相比之下，杨得志将军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指挥特色。作为西线的指挥官，他以严谨细致的作风闻名于军中。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杨得志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指挥艺术：重视战前准备，注重细节规划，力求稳扎稳打。 杨得志的这种指挥风格，源于他对战争规律的深刻认识。他认为现代战争是一场综合较量，不仅需要勇气和决断，更需要周密的准备和科学的部署。因此，在每次重要战役之前，他都会组织部队进行详细的战前侦察和充分的战术演练。 1935年，红军正处于长征的艰难时刻。在无数险峻的天险面前，杨得志凭借过人的勇气和智慧，屡次为红军打开生路。特别是在突破乌江的战斗中，杨得志展示了他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那时，中央红军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乌江则是长征中的一大屏障。杨得志率领的红军先遣团在经过几天几夜的强行军后，抢先到达乌江渡口龙溪。为了突破天险，他决定采取扎竹排渡江的方式。但第一次试渡时，八名水性优秀的战士在强流中英勇尝试，却因竹排撞上了礁石而全部牺牲。这一惨烈的结果并没有让杨得志退缩，他迅速组织第二梯队，改进了竹排，并选择了水流较缓的地方再次尝试。在枪林弹雨中，杨得志和他的战士们拼死冲向对岸，成功渡过了乌江，为红军中央主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个突破成为长征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也奠定了杨得志在红军中的核心地位。 几个月后的1935年5月，杨得志再次面对生死考验。当时，红军需要强渡大渡河，而国民党军队则在河对岸设下了重重阻击。杨得志没有丝毫犹豫，带领红一团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70余公里赶到安顺场。面对着敌军的激烈防守，他迅速展开了战斗，并成功全歼了驻守在河岸一侧的国民党军两个连。之后，杨得志组织了一支由17名战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缴获的唯一木渡船上，顶着巨浪和枪林弹雨，奋勇过河。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顺利为红军主力开辟了渡河的通道。杨得志的英勇指挥，使得中央红军在困境中再次迎来了转机，成功摆脱了敌军的围困。 在抗日战争时期，杨得志展现出了与生死抗争的坚韧精神和出色的指挥能力。1937年9月20日，杨得志作为八路军第115师685团的团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的战斗。这场战斗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经典之战，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平型关的伏击战中，杨得志带领的685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功包围并全歼了1000多名日军。杨得志的685团歼灭了其中500多人，彻底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军队赢得了极大的士气提升。这场胜利不仅在战术上取得了成功，更在心理上给予了中国抗日力量极大的鼓舞。 抗日战场上的另一项重要战功是杨得志率领的冀鲁豫军区部队在1943年11月进行的八公桥奇袭。夜晚，杨得志带领队伍经过急行军，出其不意地攻打了八公桥的伪军总部。经过数日激烈战斗，杨得志成功歼灭了伪军的第二方面军总部及特务团，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战利品，成功摧毁了伪军的据点和兵工厂。此战一举粉碎了伪军蚕食抗日根据地的图谋，为抗日根据地的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进入解放战争后，杨得志依然表现出色。在1947年的清风店战役中，杨得志指挥晋察冀野战军与国民党第三军展开激战。这场战斗在长时间的激烈对抗后，杨得志指挥的部队成功全歼了国民党第三军的1.7万余人，并击落了一架敌机，收获了大量战利品。这场胜利不仅展示了杨得志出色的指挥才能，也为解放战争中的后续战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得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从长征时期的勇猛突破，到抗日战争中的巧妙伏击，再到解放战争中的战术胜利，杨得志无数次在战场上迎接挑战，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战功和指挥才能不仅为红军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更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在任何战场，杨得志都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站在最前沿，指挥战斗，直至最后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