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李德以不适应延安生活为由欲返苏联，毛主席劝他：“苏联正搞大清洗，此时回去，恐有生命之忧，望你慎重考虑。” 顾昌华曾作为毛主席的警卫战士，亲眼目睹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简单生活和工作环境。他回忆道，毛主席的居住环境非常简陋。主席住的窑洞既是办公室也是卧室，睡的是一张木板床，屋内只有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旧椅子。洗脸用的是一个普通的瓷盆，洗衣和洗澡则用木盆。墙上还挖了许多小洞，作为书架使用。 在杨家岭的院子里，主席有一个葡萄架，葡萄架下放着一张用旧砖支起来的石板桌，桌周围几块石头用作凳子。毛主席有时工作太累，便会在葡萄架下稍微休息片刻，若是身体不舒服，便在那里晒太阳几分钟。 在那个时代，毛主席的生活用品非常简陋。主席使用的煤油灯是由罐头盒或玻璃瓶制作而成的。纸张在边区非常紧缺，办公用纸甚至是用马莲草手工制作的。毛主席办公时常常用铅笔先在纸上写，再用蘸水笔写最后用毛笔完成。为了节省纸张，主席有时会在信件的空白处继续写批示，信封也是用旧报纸糊成的。蘸水笔的笔尖是用竹子削制的，笔杆则用牛筋树条做成。 1940年5月，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军民。在陈嘉庚访问杨家岭时，毛泽东亲自从自己劳作的菜地里摘取青菜，招待他吃了一顿朴素的饭。当时，院子里有一张没有油漆的小方桌，桌子矮小，四周摆着几把小凳子，桌上铺着一张报纸。 毛泽东回窑时，风把报纸吹跑了。餐桌上只有青菜、咸萝卜干和一碗鸡汤。毛泽东告诉陈嘉庚：“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意送来的，母鸡正在下蛋，她儿子生病，她舍不得杀。” 1937年的延安，正值中国革命处于关键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一位来自德国的共产党员李德找到了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请求。他表示自己无法继续适应延安的生活环境，想要返回苏联。面对这个请求，毛泽东流露出深切的关怀，他提醒李德当时苏联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如果这时候回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建议他要深思熟虑。 在这次谈话之前，李德已经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活跃了多年。早在德国时期，李德就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但不幸被捕入狱。然而，监狱的铁栏杆并没有磨灭他对革命的向往，他抓住机会成功越狱，辗转逃往了苏联。 来到苏联后，李德进入军事学院深造，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知识。这段学习经历为他后来在中国的军事工作打下了基础，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对实战的理解。1931年，组织赋予他重要使命，派他携带两万美元来到上海，执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特殊任务。在上海期间，李德结识了中共的重要人物博古和尤尔特。他在军事理论方面的见解给博古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过推荐，他获得了中共军事顾问的职位，由此进入了中共的决策核心层。然而，虽然他具备扎实的军事理论基础，但缺乏实战经验，对中国特殊的革命环境理解不够深入。回到1937年的延安，此时的李德已经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艰难的长征路程，以及遵义会议后的权力调整，这些经历让他对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产生了新的思考。 毛主席一直强调自己反对摆官架子，他与群众亲切和蔼，始终喜欢走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声音。在延安的日子里，顾昌华经常陪同主席到群众中走访。顾昌华回忆道，每次毛主席到达一个地方，总是和村干部、老农交谈，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无论工作有多忙，毛主席总是热情接待前来见他的群众，绝不敷衍应付。 毛主席经常对身边的警卫战士们说，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基础，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就无法顺利开展。毛主席特别强调，要多接近群众，向他们学习，做好群众工作。他还告诉大家，很多时候，群众比我们知道的要多，许多事情他们往往比我们更早知道，掌握更多的信息。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工作都无法做得好，包括保卫工作。 1943年大年初一的下午，枣园又变得热闹非凡。毛主席和其他领导正在小礼堂门前接待前来探望的客人。经过大生产运动，延安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心情也格外愉快。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纷纷来到枣园，带着自己亲手准备的礼物。有的乡亲捧着油馍油炸糕，有的带着米酒，还有的带来了蒸好的白面大寿桃，甚至缝制了一面小红旗，上面写着“为民谋利”四个大字。这些礼物是他们特地为毛主席准备的，表达对主席的敬意和感激。 在小礼堂里，桌子上摆满了花生、糖果、香烟、红枣、苹果等食品，桌布是用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床单布，色彩鲜艳。毛主席和几位年长的乡亲坐在中间的一张桌子旁，笑着和大家聊着春节的情况，询问大家过年是否过得好。乡亲们高兴地回答：“主席好！”枣园区的区长逐一向主席介绍了在场的乡亲们。 毛主席笑着对大家说：“我们是老邻居，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希望大家不要客气，多吃多喝。”说着，饭菜已经端上来了。毛主席在饭桌上不断走到各桌劝酒，邀请大家多吃多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