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74军撤到台湾后，番号被撤销，军长劳冠英被撤职。劳冠英去找老长官俞济时求助，俞济时说：“你太不争气，这个帮我也帮不了。” 当了老蒋侍卫长多年的俞济时，是74军的首任军长，在他的请求下，老蒋同意再次重建74军，军长由劳冠英担任。 劳冠英是黄埔五期生，74军的老人，抗战胜利后，走了俞济时的门路，去东北当了铁路局的局长。东北解放前夕，劳冠英逃回南京，老蒋对他的临阵脱逃很不满，下令不予任用。 74军历经两次覆灭，在第三次组建时，当年的老人已所剩无几，主要军官不是身死就是当了俘虏，俞济时挑来挑去，发现也就劳冠英可用。老蒋见一时间无人可用，也就买了俞济时的面子，允许劳冠英“戴罪立功”。 劳冠英在老蒋面前未留下好印象，这也为他后来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及至74军第二次覆灭，到了劳冠英手里重建时，境况大不如前，这时的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改造，俞济时受老蒋下野影响，仅挂名“总裁办公室主任”。缺少支持的劳冠英，虽费劲心思，也只拼凑了七千多人。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74军划归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节制，劳冠英率部跟着六兵团一路撤逃，来到了福建。在福建，劳冠英大肆抓丁拉壮，将兵力扩充到一万三千余人，由于基本都是新兵，兵员素质、战斗意志都很差，装备弹药也是奇缺。 见重建的74军难堪大用，老蒋也不再重视，该军沦为辖两师的“乙种军”。 1949年6月，老蒋飞到福州后，在机场的会议室，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在会上，众将领纷纷向老蒋索要装备、补给、军饷等。 老蒋听得厌烦，一脸的怒容。轮到劳冠英时，他诉苦说：“74军的官兵，已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新招募的几千士兵，只有一半有武器。我再三向上反映，但无人理会，这样下去还如何作战。” 老蒋训斥说：“劳军长，你把部队带成这样，真是无能至极。” 劳冠英被骂得面红耳赤，低头不语。老蒋将目光转向96军军长于兆龙、106军军长王修身，问：“你们的部队，缺不缺装备、补给？” 于兆龙、王修身自知不是黄埔出身，又见劳冠英挨骂，连忙说：“一切听总裁的安排。” 会后，老蒋单独召见了几个将领，其中和第五军副军长兼独立五十师师长李以劻谈的时间最长，超过了一个小时。 淮海战役中，李以劻被老蒋派去前线担任战地视察官，充当“监军”的角色。这次老蒋到福建来，向李以劻详细询问了朱绍良、李延年、刘汝明等在福建的军政大员的“表现”。 老蒋到福州来，主要目的是给将领们打气，让他们务必死守福州，以待时局变化。这帮人当着老蒋的面，个个应承的很好，可在之后面对解放军的进攻时，都是一触即溃，仓惶奔逃。 74军负责福州外围的防御，在和解放军的先头部队短暂交火后，就全线溃败，在劳冠英的带领下，跟着第六兵团残部逃去了平潭岛。 老蒋派陈诚去平潭岛督战，陈诚回来后说74军仅剩不到五千人，且装备丢弃大半，军纪近乎不存。老蒋大怒，下令撤销74军番号，所部编为一个师，并入李天霞的73军。 这时，云南省主席卢汉向老蒋提议，将几个保安旅扩编为两个军，番号为60军、93军。60军、93军是滇军主力，被老蒋派去抢占东北，60军在长春起义，93军在锦州覆灭。 老蒋同意了卢汉的请求，但因对60军的起义不满，将重建的60军，番号换成了74军。这个再次重建74军，除了番号相同外，和之前的74军并无渊源。 劳冠英在丢掉军长职务后，未得到新的任命，不久后和二十多个同样赋闲的旧部军官，辗转来到了台湾。 李延年、李天霞在陈诚视察时，信誓旦旦的保证会坚守平潭，死战不退。陈诚受到感染，回去后向老蒋夸奖了“二李”。不想，在解放军攻打平潭时，“二李”争相乘船逃跑。 陈诚气极了，向老蒋要求必须将“二李”枪毙，以正军法，但在一众黄埔将领的求情下，雷声大雨点小，“二李”均留下了性命。 劳冠英也受到牵连，被陈诚下令扣押，接受军法审判，罪名主要为：丢弃武器装备、吃空饷、贪占克扣军粮、作战不利。 劳冠英当军长的时间不长，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前面几项指控具体调查下来，有力的证据也不多，不过“作战不利”这个罪名却是躲不掉的。 为了补贴家用，劳冠英在台北东南的一个小镇开了一个杂货铺维持生计，此后淡出人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