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蒋经国来昆明，让沈醉做好暗杀卢汉的准备，并说：干掉卢汉后，将由第八军军长李弥当云南省主席，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当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不久后，毛人凤也来到昆明，就住在沈醉家时，也不断催促他务必妥为准备，单等一声令下，就把卢汉干掉。 为了执行这一重大任务，沈醉曾花费了不少精力，选择在卢汉的公馆对面和附近，布置了可以射击到卢汉寝室和会客室的轻机关枪，并在枪弹弹头上注入致命的毒药，只要碰到身上任何部分都可致命。 9月20日，蒋经国再次来到昆明，为蒋介石到昆明做准备，还问过沈醉和毛人凤，对这一阴谋的布置情况，沈醉当时很坚定地答复：“只等一声令下，即可成功。” 1949年12月9日一大早，沈醉刚洗过冷水浴，正在做早操，徐远举由成都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当天中午将与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往昆明，要沈醉为他们三人安排次日飞往台湾或海南岛的机票，沈醉满口答应一定照办。 当时，沈醉在昆明正积极执行所谓“应变布置”，筹备成立所谓的云南游击总司令部，正是最忙的时候，由于沈醉与徐远举、郭旭、成希超的交情都很深，所以再忙也得挤时间去机场迎接他们。那天找沈醉的人很多，送走一批又来一批，直到昆明航空检查组的特务向他报告，他们乘坐的飞机已飞抵昆明上空，他才摆脱一些客人赶到机场。 一见面，徐远举就向沈醉诉苦，说他们几天连澡都没有洗一次，过去他们每天都要洗澡的。沈醉便陪他们先去昆明一家最大的澡堂，让他们好好洗了一下澡。那时，沈醉每到一处都得与云南站保持联系，随时都有特务来向他汇报情况。徐远举等人一听到许多可疑迹象，都深感不安，害怕卢汉突然宣布起义，成为俘虏。徐远举听说卢汉已下令不准给到昆明的飞机加油，便附到沈醉耳边，气愤愤地悄声说了一句：“毛局长为什么还不给你下命令执行预定的计划？你得去催问一下才行。”沈醉也感到再不给他下令，就没有机会了。 正当沈醉和徐远举在悄悄谈论时，又有特务向他们报告，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去成都见蒋介石的军长李弥、余程万、龙泽汇都随张回到昆明。徐远举一听很高兴，认为张群来了，可以说服卢汉，因为两人交情很深，至少在短期内卢汉是没有问题的。 沈醉当时的看法与徐远举相反，认为张群一来，可能会发现卢汉所做的准备而责问卢，促使卢会提前起义。因为那天卢汉把几个战斗力较强的保安团都调到了昆明附近，扼守在昆明的重要据点，并不让给经过昆明的飞机加油，让其飞离昆明，这是很明显随时要起义的表现。 沈醉正和徐远举等人分析云南的局势时，传令兵送给他一封张群邀他于当天晚上九点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 徐远举抢过通知一看，忙说：“没错，这是张群常用的图章。这一下你可放心去开会了。” 沈醉要徐远举住到他家去，好好聊聊天，并把郭旭和成希超送到皇后饭店由保密局云南站长期包租的两套房间安顿好。徐远举到沈醉家的办公室后，沈醉从保险柜中拿出毛人凤11月20日的一封亲笔信给徐远举看。信上主要是说为了确保云南这一后方基地，让沈醉便于统一指挥在云南的各路游杂部队，他已呈请蒋介石批准，把原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办公室晋升为驻云南区专员公署，把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晋升为总司令部，同时晋升沈醉为中将。并附来委任沈醉为云南区专员公署主任和云南游击总司令的委任状。还在信中再三叮嘱沈醉把家属立即送往台湾。最后特别强调，万一昆明不保，一定要把沟通缅甸与越南的滇西南保守住。 徐远举看完毛人凤的信之后，沉思片刻，气愤地说：“你当少将七八年，我也当了四五年，用得着的时候才想到晋升一下，过去为什么不管！我看你也别傻，还是趁早走吧！” 沈醉说：“跟我们这么多年的旧部和大批家属，怎么走得了呢？” 徐远举说：“你管他们，谁来管我们！这次他们早坐上直飞台湾的飞机走了，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担惊受怕，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沈醉正在和徐远举商谈时，大特务周养浩也从成都飞抵昆明。他在飞机场打电话给沈醉，要沈醉为他安排当天或明天去台湾或海南的机票，说他不准备进城来看沈醉，让沈醉把机票送到机场场长办公室。 沈醉答应马上想办法，只要有离开昆明的飞机便让周养浩先走，同时派车去接他进城一同吃晚饭。周养浩说看这里的情况很不妙，来的飞机已不让再加油，他不想离开机场，以便飞机起飞就走。沈醉告诉周养浩，张群来了，晚上召开会议时，周养浩犹犹豫豫后，这才决定暂时留下。 卢汉召开会议是以张群的名义邀请的，以张群的地位，沈醉根本不敢拒绝也无法多问。当晚，在昆明的几个蒋系大员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八军军长李弥、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参谋长童鹤莲、师长石补天、空军副司令沈延世和沈醉七人，在会场全部被卢汉扣留。张群当天下午已经提前被软禁，卢汉是用张群身上带的图章把沈醉这七人召去的。 至此，云南起义成功发起，沈醉很快接受事实，供认了徐远举、周养浩等人的所在，使得这几个大特务束手就擒，也算是立了一件不小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