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从广西逃入越南的国民党黄杰兵团二万多人，被法军缴械关入鸿基集中营。营内有将军30余人，都是“光杆司令”，包括少将师长谌湛、军长成刚、少将主任李森等人。 黄杰让嫡系第十师师长张用斌为这些将官们在半山腰盖起茅草房，并派有警卫守岗，不准他人随意出入，保卫他们的安全。黄杰本人单独住在一处房子，终日沉闷寡言，一脸憔悴，公务均交张用斌处理。张用斌成了鸿基集中营里的实权者，但法军却始终以为他只是个上士文书。 士兵们经过整编，形成了聚集的力量，便渐渐不受法军的歧视了。他们见到法军欺侮人，往往蜂拥而上，围住法国兵痛打一顿，方肯罢休。 有一次，几个荷枪法兵欺侮一名女眷属，班长郭如松气愤不过，弄拳踢腿，腾挪闪转，眨眼间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灰溜溜逃走。对少数法军恶徒，士兵们有时则于深夜时去摸哨，用麻袋套住其脑袋，扎紧口，丢到海中溺死。 法军发觉常有士兵失踪，便向我方要人，因此双方多次发生争论和冲突。于是由法军上尉召集双方联席会议，第十师参谋徐晓东作为首席代表，说：“贵国士兵失踪，向我方要人，有什么证据？我方士兵失踪很多人，贵方能负责否？” 法方语塞。徐晓东又趁此机会向法方控诉法军搜刮金钱，凌辱妇女的种种罪恶，而后说：“为什么把我方官兵监禁不放走？” 法军上尉无言以对，只好转变态度说：“我们是奉命在这里驻防，并非监禁，我国兵力不足，这些士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俘的别国士兵，没有教育好，所以野蛮无礼，不守纪律，也请原谅。至于供给方面，由于战后法国元气大伤，经济和物质贫乏，还望你们谅解。” 经过这次争论，法方怕以后无法控制，造成风波，于是将法军撤到周围山上设瞭望哨，调来了被俘的纪律较严的德国士兵。法方还不时送来淡水、青菜、食用油、咸鱼及豆类。 由于吃住条件有所改善，爱好文艺的先生们及女士们都活跃起来了，有时搞舞会吸引军官们去跳舞，有时还举行晚会，算是黄连树下弹唱，苦中求乐。 活动多起来，各类人员接触多了，混杂有不清人员亦无人过问，听说也有地下党在活动。有一天，不知哪兵团内发现四名地下党，身带小型报话机与解放军联络，被抓送二十八团关押。徐晓东带着好奇的心情，径直到禁闭室观望，见他们正气凛然，挺着胸膛，颇有一副威武不屈的神态，使徐晓东内心很敬佩。徐晓东退出后，与看守说：“不要虐待人家，更不可克扣饭菜，咱们都是同胞。” 一天清晨，恰好海雾濛沉，这四名地下党趁上厕所的机会，猛踢开厕所篱笆墙，跳海泅水逃走了。团长张绍昌将两个看守扣押定罪，团军需主任陈戒三要徐晓东去向团长求情。 徐晓东对张绍昌说：“地下党出在别的兵团，他们不关押处理，偏送交我部关押，不是给团座增加麻烦吗？不如来个不了了之，何必自我烦恼？” 张团长想了想，将看守放了。此后，还经常听到有人暗地宣传解放军政策好，动员残军官兵回国。 1950年4月下旬，解放军一支侦察队深夜泛木筏去海南岛时，迷失方向，误入越南海防线，被法国巡逻舰艇扣住听候处理。 当法军带着他们途经鸿基集中营第一要道口时，集中营内数百人前去围观。十名解放军战士，身着草绿军服，头戴伪装帽，背着冲锋枪、子弹、手榴弹，汗水湿透了衣服，嘴唇干裂，整整齐齐地坐在地上，威武不屈，横眉怒目。法军欲解走，徐晓东急忙冲上前去，用法语对法军说：“解放海南岛是我们中国人的事、误入越境按国际公法规章不属过失，无须贵军操劳，应交我们处理。” 法军见徐晓东戴着国际红十字袖章（此时徐晓东兼任联合医院院长），以为我是什么大官员，便将解放军战士交给了徐晓东。 徐晓东将十名解放军战士送到将官宿舍休息（此时将官们已遣送富贵岛去了），而他们只是互相通话，对徐晓东则横眉冷眼，一言不答。后来徐晓东听其中有人是东北口音，便急忙叫炊士班长老鲍送开水去，并告知他是东北老乡来了。 老鲍拎上一桶开水，一进门便道：“你们解放军，干嘛到这个垃圾堆来？” 一句东北话起了作用，他们竟与老鲍搭上言语，对送去的水也一饮而尽。徐晓东见状赶忙又叫老鲍拿饭菜给他们吃。 饭后，徐晓东叫老鲍去劝说解放军战士把枪弹暗自放好，同时换上衣装，以免惹人注目。 后来，老鲍每天晚饭后便引着解放军战士到驻地各处逛游，名为观赏异国风光，后来我才知是别有所图。 一星期后，事情果然发生了。那天法军要营地派人为他们上山砍竹，徐晓东叫老鲍通知解放军战士同去，目的是让他们到山上去散散心。一到深山密林中，解放军突然用利斧砍倒监视他们的法国兵，夺下枪逃走了。 下午得知消息后，徐晓东急忙赶到解放军的住房，看到军服和枪支子弹都拿走了，老鲍也失踪了。徐晓东暗自为他们庆幸，他对老鲍的真实身份有了怀疑，但是并未声张。 半月后，徐晓东接到一封来信：“徐晓东，我十人蒙你照顾，现与鲍已安全到达南宁，特告知。并希你早日回国！甚表欢迎！” 徐晓东悄悄把信烧毁了，一直悬着的心也平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