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80多岁的时候，每夜都必须有妇人侍寝。不久，一个老妈子进入了他的法眼，独得他的青睐。后来，王闿运当了国史馆长后，老妈子居然瞒着王闿运开始收受贿赂。因离不开这个老妈子，无奈之下，王闿运只得上书请辞。 王闿运身上所获得的标签种类繁多，既有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等褒义的称呼，也有一些带有贬义的评价，甚至有人称他为“狂人”。但无论如何，王闿运的才学和学术地位都不容小觑。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者，还极具胆略与创新精神。 比如，在一次事件中，王闿运曾以其机智和才智成功挽救了东洲书院的名誉。当时，一位乞丐持着一个上联“欠食饮泉，白水焉能度日”前来求对，难倒了众多饱学之士。幸亏王闿运及时用“麻石磨粉，分米庶可充饥”对出，成功解答了这一难题，也为书院保住了面子。 年轻时，王闿运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胆略与才华。他一心志向远大，年轻时便自认为是“王佐之才”。除了在学术上有着非凡的成就，王闿运对帝王学的深刻理解也使得他在政治和历史的领域有所建树。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洞察力，也让他在社会中拥有了较高的声誉和地位。 王闿运的一段年轻经历尤为传奇。20岁时，他曾在学校附近的渡口看到了一张《讨粤匪檄》，这是湘军为出征讨伐太平军而张贴的动员令。细读之后，王闿运发现檄文回避了其中的要害问题，整篇文章看似是为了捍卫孔孟礼教而写，实际上忽略了剿匪的核心任务。 年轻气盛的他毫不犹豫地前往湘军帅府，直奔曾国藩的办公室，要求与曾国藩面谈，直言指出檄文中的错误，并且对曾国藩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他甚至私下提醒曾国藩，不要再张贴这篇檄文，以免引发外界的质疑，给自己带来麻烦。 1916年初春，北京城内传出一则震动朝野的消息：著名学者、时任国史馆馆长的王闿运递交了辞呈。在那个官场更迭频繁的年代，一位高官辞职本不足为奇。然而，当人们得知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辞职的原因竟与一位老妈子有关时，这件事很快成为了京城茶馆里最热门的谈资。 辞职的导火索是王闿运身边的老妈子周氏收受贿赂一事被揭发。这位被王闿运亲笔认证为＂王氏侍佣周妈＂的乡村妇女，不知何时开始在国史馆内私下收受他人财物，为人引荐职位。当此事东窗事发，让这位耄耋老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往事重现，还要从三年前说起。那时的王闿运已是八旬高龄，因年事已高，需要专人照料起居。在诸多应聘的佣人中，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周姓妇人进入了他的视线。这位周妈虽然皮肤黝黑，但身材健硕，做事麻利，很快就在王府站稳了脚跟。 与其他老妈子不同的是，周妈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能力。她不仅能完美地照料王闿运的起居生活，还渐渐掌握了伺候这位老学者的各种细节。比如，王闿运头上那根小辫子的梳理，必须要周妈经手才觉得舒适；用餐也只愿意吃周妈亲手烹制的饭菜；就连夜晚安寝，也离不开周妈的陪伴。 随着时日推移，周妈在王府的地位逐渐超越了普通佣人的范畴。她开始管理王府的日常事务，甚至参与处理一些需要与外界交涉的事情。王闿运似乎也默许了这种转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 咸丰九年（1859年），王闿运入京应试，以其卓越的文才引起了权臣肃顺的注意。肃顺甚至不惜降低身份与王闿运结为金兰之交。王闿运的言辞在军事决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一度救了左宗棠一命。正如《清史稿》所载，王闿运因学问深厚，曾在山东巡抚崇恩的馆中讲学，之后应尚书肃顺的邀请，成为其顾问，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决策。 因为仕途未如人意，他选择回到家乡湖南省衡阳市石门县，专注于学术研究，并在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年（1864-1876年）期间创作了《湘军志》一书。在同治十年（1871年），在友人的劝说下，王闿运再次前往京城参加会试。 虽然此行表面上是为了参加考试，但他同样借机拜访了许多知交。在京期间，王闿运游览了圆明园和故宫等地，并创作了《圆明园词》，因此他的名声在京城大为响亮。他还参与了潘祖荫与张之洞在龙树寺举办的聚会，拓宽了交际圈。此时，他也开始通过作诗表达自己的志向，并宣告决定不再参与科举考试。 光绪五年（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前往成都担任尊经书院的山长。但不久之后，王闿运便回到了湖南，并相继主持了长沙思贤讲舍和衡州船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闿运创办了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后他便辞去职务，回到了湘南的绮楼讲学，继续教授后学。 王闿运厌恶官场上的虚伪与勾心斗角，尤其是对那些春风得意的大人物怀有强烈的反感。晚年时，王闿运最爱的女儿遇到了一位不堪的女婿，这个男人不仅不务正业，还屡次对王闿运的女儿施暴。女儿写信向王闿运求助，王闿运在信旁批注：“有婿如此，不如为娼。”这种愤怒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心中的不平与对不正之事的强烈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