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有三位省委书记公开站出来反对，他们后来的结局如何？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17岁的华国锋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内心充满了愤慨和抗争的渴望。他坚定地表示：“当亡国奴活不下去，日本鬼子的残忍，再也不能忍受。” 1938年6月，就读于交城商业职业学校的他毅然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同年10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达“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他改名为华国锋，寓意成为振兴中华的先锋力量。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实施。华国锋亲自率领县委一班人和十余名工作组成员，来到永义乡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他们与工作组一道，住进了最贫苦的农民家中，深入群众，体察民情。 由于解放时间不长，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缺乏了解，对干部心存疑虑，甚至害怕与他们接触，更不愿意让干部住在自己家里。面对这种情况，工作组的同志们主动行动起来，亲自动手帮群众扎茅草条子，用泥巴糊草折子墙，打扫卫生，改善居住环境。这些实际行动深深感动了当地群众。第二天，一些村民主动让出房间，把原本睡在猪圈屋里的干部们接到正房里居住，干群关系得到明显改善。 一天深夜，华国锋召集工作组成员开会汇报工作，会议一直持续到很晚。工作人员左丽芳见大家又累又饿，便与住户商量，煮了一个南瓜，为每个人用行军瓷缸盛了半缸南瓜充饥。然而，当华国锋发现后，面带严肃之色，认真地批评道：“小左，你这是违反群众纪律，必须写出检讨，以后绝不允许再有违反纪律的事情发生。”他还追问南瓜的来源，严肃查明情况。 1977年，中国政坛风云变幻。就在这一年，三位省委书记杨易辰、任仲夷和宋平因公开反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杨易辰是一个十分重视经济建设的干部，他在东北各地工作多年，深知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当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时，杨易辰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观点可能会带来倒退。 在他的领导下，让黑龙江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正是凭借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绩，杨易辰后来被提拔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成为副国级领导干部。 任仲夷同志和杨易辰一样，长期在东北地区工作，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深知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搞活经济意义重大。而华国锋的那一套，显然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此，任仲夷在＂两个凡是＂刚一提出时，就公开发文表示反对。 事实证明，任仲夷的远见卓识得到了历史的肯定。不久后，邓小平同志亲自把任仲夷调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主持省委工作。 宋平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曾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当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宋平立即组织省委中心组认真学习讨论，带头发言支持邓小平，驳斥＂两个凡是＂的谬误。 宋平在甘肃的工作成绩，很快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后，邓小平同志果断起用这位思想开明的老部下，让他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这一要职。后来，宋平更是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邓小平同志手下最得力的改革干将之一，建树颇丰。 葡萄，是华国锋退居生活中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早在1983年，他便对葡萄种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华国锋亲自前往北京郊区，走访了多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据他的妻舅透露，华老常常与那些果树种植技艺高超的地方，如香山、植物园的工作人员交流切磋，分享葡萄等果树的种植经验。 虽然与葡萄结缘，但华国锋自己却几乎不能品尝这些甜美的果实。由于被查出患有糖尿病，他的饮食受到严格控制。每天的主食被限定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钱，晚上1两。然而，有时候也会有破例的时刻。一次吃饺子时，华老吃了十多个，仍然意犹未尽。经夫人韩芝俊的同意，才又给了他两个。 外孙女王苏佳对姥爷的葡萄情缘印象深刻。她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能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子。”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当体力不支时，他就在一旁指导，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和警卫战士协助完成修剪工作。遇到刮风的日子，他更是忙碌不已，“一刮风，他就急忙出门捆绑葡萄枝条。” 除了葡萄，院子里还种植了其他果树：樱桃、苹果、李子、桃子、核桃等。一走进这个院子，满眼皆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果树下，还开辟了许多小菜园，种植了苦瓜、丝瓜、南瓜、辣椒等各种蔬菜。有一年，丝瓜的产量竟达到600多斤。日常的供给绰绰有余，还将多余的蔬菜晒制成菜干，供淡季食用，并把一部分赠送给亲友。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以87岁的高龄辞世。他的骨灰暂时安放于北京八宝山，但他并未归葬于此。三年后，遵循他生前的遗愿，华国锋的骨灰终于落叶归根，安葬于故乡山西交城。2011年11月，华国锋墓园在交城卦山南麓落成，为后人瞻仰缅怀提供了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