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5日清晨，中南海的空气格外沉闷，院墙上的爬山虎滴着露珠，一切看似安静，值班电话却突然震响。守在话筒旁的秘书只说了两个字：“急电。”声音压得极低，却透着几分发颤。

电报来自西山指挥部，收件人徐向前元帅。密级：绝密。发报人只有一个代号——“甲”。在当时的军内，这个代号已经无需再做注释。电文并不长，只有九个字：“全军进入一级戒备状态。”末尾署上毛主席的电码签章。

徐向前看完后，沉默许久。他把电报折好放进贴身口袋，对身边参谋嘱咐一句：“立即照办。”然后抬头望向窗外的夜色，眼眶微红，却没有再多说话。很多年后，参谋回忆，那晚元帅只是轻轻叹了口气，“主席还在惦记着大家。”

为什么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毛主席要发出这样一道指令？要明白这一点，得把时间线拉回到那动荡不堪的七月末。

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大地撕裂的吼声几乎淹没一切，23秒后，一座百万人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地震波沿渤海湾一路北上，北京城内的古树也剧烈摇晃。毛主席正住在游泳池旁的氧气病房，玻璃门“哗啦啦”直响，值班医生忍不住冲进去用棉被罩住他的病榻。余震不停，护士的心跳得像擂鼓，偏偏主席睁开眼，只说一句：“不要慌，情况如何？”

可惜唐山的通信全部中断，外界仍是一片空白。直到29日夜，才有第一批骑摩托车的侦察兵连夜赶回北京，带来粗略数字：死亡数以万计，工矿全面停摆。汇报一递上去，华国锋当即写成简报。30日晨，简报放在张玉凤手里，一路小跑送进病房。毛主席执意自己阅读，眼睛贴近放大镜，一行一行往下移。看了一半，他的手先抖，后背抵着枕头，眼泪却止不住往外涌。他连说两遍：“要救人，要安置。”

那是主席最后一次亲自审阅灾情文件。31日起，他的心衰与肺部感染交替发作，神智开始模糊。8月1日清晨，主治医生会诊完毕，只能用“随时可能”四个字向中央警卫汇报。当天夜里，周围人明显感觉到主席思维已有停顿，可当华国锋试探着询问军队动员时，老人却突然清醒。一句“部队准备得如何”说得铿锵，仿佛又回到那段枪林弹雨的岁月。

与唐山相比，全国局势更让他担心。短短半年，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相继逝世，外加地震带来的深重创伤，社会情绪低落到极点。毛主席明白，一旦出现新的骚动，再加上敌对势力渗透，很难保证局面不出纰漏。于是，才有了那封九字电报——全军戒备，任何不稳定因素都要被扼杀在萌芽。

徐向前对此心领神会。7月下旬起，他已临时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电报送到后，总参作战值班室灯火通明，陆海空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公安警卫部队的“一级戒备”令几乎同时下达。作战科用红铅笔在作战图上画密密麻麻的箭头，铁路、民航进入军管，京津唐一线通信被优先调度给救灾部队。短短八小时，首都周边三十万现役官兵和民兵完成动员，天津港口的抢险器材与赈灾食品夜以继日地装船北运。

“把电台搬到院子里，保持通话！”这是徐向前的下一道命令。他明白，主帅病重，然而敌情不会等。稍有闪失，就可能把全国拖进更大混乱。军方于是启动了极端应急预案：各野战部队的首长不得离岗，指挥车油箱保持满载，战备物资清点三次，每日两报。史料显示，8月6日至8日间，多地确实捕捉到外线电台异常增多，沿海出现不明舰只试探。若无那道电报，决策链条启动或许要晚一拍。

同一时间，唐山的瓦砾堆里仍有生命在挣扎。解放军工兵没等大型机械进场，徒手翻瓦片，抬木梁。一位来自40集团军的上尉回忆：“我们只带了铁锹和水壶，手指全磨破，也得往下挖。”到8月2日，已有12万官兵和数万名医务人员涌入灾区，创造了当时国内动员速度之最。

8月3日上午，华国锋带着救灾总指挥部的最新方案，再次来到中南海202病房。医生原本不让过多交谈，华国锋却说：“主席，这里是最新的照片。”相册刚翻到第一张，毛主席的目光便定住了——唐山工人操场上竖起一排排绿色帐篷，临时食堂排起长队，孩子们端着白瓷碗吃稀饭。老人露出一丝满足，声音低而坚定：“要让他们吃饱穿暖。”

当天傍晚，电报机又响。徐向前汇报：一级戒备展开顺利，京津唐局势平稳，救灾部队抵达指定地域。毛主席听后轻轻点头，仿佛放下最后一块心事。随即，他的视线离开文件，转向窗外晚霞。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只见他抬手，在空中轻描淡写地划了两下，好像把千钧重担交了出去。

9月9日零时10分，毛主席心脏骤停，抢救持续十多分钟，最终无效。12日，徐向前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其他领导人并肩而立，身披黑纱，神情肃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胸前衣袋微微鼓起——那封九字电报仍被折得方方正正，随着心跳轻轻起伏。

从战略意义上看，这封电报并非单纯的军事命令，它更像一枚定心丸，在巨震与巨变交织的暗夜里，为共和国守住最后的安全底线。毛主席弥留之际最牵挂的，依旧是人民的生死与国家的安危。当生命的烛火只剩余温，他用九个字，再次点亮了即将到来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