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家的水缸，曾全靠一副木桶两根扁担养着。胡同里挑着水桶走街串巷的水夫，十个人里头倒有九个半是山东老乡。剩下那半个，也是跟山东人沾亲带故的本地人。一座皇城的水担子，怎么就落在了山东人肩上？
说起来，得怪当年的旗人。入了旗的男丁，到了年岁考个试，朝廷便按月发钱粮，米面不愁。日子一安逸，手脚便懒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宁可掏铜子雇人，也绝不弯下腰去井台挑一担水。更有一些旗人家里只剩妇孺，爷们儿要么亡于晚清几场仗，要么落了残疾，水缸空了只能等人送。
北京的水也怪。早先井水清甜，后来城里人多、泥土脏了，井就泛苦。甜水得套着大车，从人稀的郊外拉进城，专供烧茶煮汤；苦水拿去洗衣淘米；中间还夹着种不苦不甜的次水，唤作半口儿水，苦日子里将就将合着使，断断算不得清甜。山东人看准这门生计，担起水桶做起了送水买卖，却有个稀奇规矩：水送到了，不急着要钱，只在人家外墙上竖着划一道杠——一担水一道杠。
结账的日子没准谱，有时月半，有时拖上几个月。墙上的杠子越积越多，东一道西一道，活像老母鸡踩过的爪印。老舍先生写自家墙头便是这般光景，所以这账又叫"鸡爪子账"。远远望见那面花墙，街坊便知这户人家的水是从山东汉子肩头上挑来的。方法看着粗陋，里头撑着的却是信用。要水的人家若趁夜抹去几道，挑水的断然不会发觉，结账时自然能少掏。可没谁会这么干。赶上连阴雨，墙皮发潮，东家反倒主动拿炭条把痕迹描清晰，生怕日后算不清。
两下里心照不宣：送水的从不担心东家赖账，东家也绝不短那几枚铜板。一笔笔杠子划在土墙上，也划在两下里的人心上。有人笑他们傻，说回家记个本子多省事。可但凡识得几个字，谁还来吃这肩头磨破的苦？小本本那是防人的，他们之间，分明用不着那道麻烦。一墙鸡爪印，印下的不是水数，是晚清民国市井里最金贵的四个字：彼此信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