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曾希圣拉住黄克诚低语：“老黄，我老婆可能是特务。”黄克诚一愣：“她怎么会是特务？”真相令人意外。

当时，华中局召开工作汇报会。

新四军各师干部，都住在临时腾出来的民房。黄克诚与曾希圣被安排同住一间屋子。

那段时间，曾希圣心事重重，夜里难以入睡。

黄克诚十分了解这位同乡老战友。两人相交多年，曾希圣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做事只认实证，不会无端怀疑同志。能把他折磨到彻夜难眠，一定是遇上棘手的难题。

整件事的源头，是从延安蔓延到华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这场运动本意是整风审干，肃清潜伏特务。执行阶段却出现严重偏差，大搞逼供信。大批知识分子被划为特务嫌疑人。

这股歪风很快传到华中，新四军各师跟风推进，审查尺度不断放宽。

一开始只是约谈有疑点的人员，后来审讯手段越来越极端。

不少人熬不过不准睡觉、不准吃饭的折磨，只能编造口供，胡乱攀咬身边战友。编造的细节越完整，就越容易过关。恶性循环之下，根据地蒙冤的同志越来越多。

曾希圣的妻子余叔，就在这场乱象中遭到诬陷。

余叔原本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身份暴露后转入根据地，跟着曾希圣历经战火，工作踏实稳重。

二师一名女干部承受审讯压力，凭空指认余叔是国民党特务，还编造出一整套接头、传递情报的细节。

口供层层上报，余叔就此被定案。

曾希圣心里清楚这是冤案，却不能出面辩解。

他身为七师政委，同时也是审干工作负责人，主动为妻子说话，很容易被扣上包庇的帽子。

黄克诚看清全部情况，主动开口：“老曾，余叔是什么人，你心里最有数。她跟你闯过无数险境，要是特务，早就有机会作乱了。”

“你不方便出面，这件事我来管。”

黄克诚一直坚决反对逼供信。三师开展审干时，他就严格把控，禁止严刑逼供。

会议间隙，黄克诚找到二师政委谭震林：“我想单独和作证的女干部谈谈，查清真相。”

谭震林了解黄克诚，立刻安排谈话。

面对问询，这名女干部说辞完整，每一处细节都说得滴水不漏。

黄克诚长期做政工审查工作，一眼看出破绽。他缓缓说道：“真实的经历，总会有记不清的细节。太过完美的口供，大多都是编出来的。”

他耐心劝导：“我知道你受了不少苦，但假话害人也害己。革命讲究实事求是，假的永远真不了。”

听完这番话，女干部当场崩溃大哭。

她坦白，所有供词全部是被逼编造。连日审讯折磨，只要顺着要求攀咬他人，就能得到吃喝休息，余叔只是众多受害者之一。

真相水落石出，黄克诚问谭震林：“你们二师这次，查出多少特务？”

谭震林无奈叹气：“各个团，每团差不多上百人。”

黄克诚当即反问：“这根本说不通！驻地离鬼子据点很近，如果真有这么多特务，怎么没有一个人叛逃作乱？”

“真正的特务，不会老老实实等着被审查。”

一句话点醒谭震林。他之前一直被运动大势裹挟，不敢深究，此刻看清审干的荒唐。

黄克诚推动下，二师立刻叫停过激审干，重新复核全部案件。

大批蒙冤同志得到平反，余叔洗清全部冤屈。

此后华中局及时调整审干政策，遏制住运动扩大化的势头，避免更多无辜同志蒙受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