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警卫团下辖的三个营长分别是：
一营长薛岳
二营长叶挺
三营长张发奎
他们三人都是出生于1896年，三人也都是广东人。
这是孙先生有意为之还是刚好碰巧呢？


1921年前后，广州大本营警卫团的一张干部名单很特别。
团长陈可钰之下，一营长薛岳，二营长叶挺，三营长张发奎。薛岳生于广东乐昌，叶挺生于广东归善，张发奎生于广东始兴。

三个人来自广东三个不同地方，却都出生于1896年。此时他们不过二十五岁上下。
如果只看这三个名字，的确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孙中山是不是专门挑了三个同岁的广东青年，把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三个营交给他们？

可把警卫团组建前的部队关系铺开，那种神秘感很快就淡了。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筹划北伐时，手里最紧缺的并非几个有名气的军官，而是一支能够直接使用、靠得住，又能守住大本营的武装。广州当时各种军队并存，孙中山能够稳定依靠的军事力量有限，警卫部队不能临时从各省拼凑，更不可能只凭个人好恶选几个年轻人来带。

警卫团正是在粤军原有部队基础上整编出来的。
其中一个重要来源，是粤军第一师的机枪营、工兵营等部。原有部队进入警卫团以后，并没有把所有基层关系打散重来。谁原来掌握这支队伍，谁熟悉士兵，谁已经有带兵经验，都会影响新的干部安排。

薛岳的位置最能看清这一点。
他此前已经在粤军第一师系统任职，并担任过机关枪营营长。机关枪部队编入警卫团后，他进入第一营继续担任营长。这不是一个陌生青年突然被推到孙中山身边，而是原有部队、原有军官随着整编一起进入新编制。

叶挺也沿着相似的组织轨迹进入警卫团。
他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进入粤军后在第一师工兵系统任职。工兵营纳入警卫团，叶挺随后担任第二营营长。他能够得到这个位置，与他已经在这支军队中服役、掌握军事技术和基层部队的经历直接相连。

张发奎同样生长在广东军事环境中，并在粤军系统里一步步担任军职。警卫力量调整后，他担任第三营营长。

三条线走到这里，三名广东人同时出现已经不奇怪了。
警卫团的人才来源本来就集中在粤军，而粤军尤其是第一师的军官，自然以广东籍人员占据很大比重。倘若从这样一个人员圈子里挑选营级军官，连续出现广东人，本身就是部队结构带来的结果。
真正巧的，是1896这个年份。

没有一种军事编制会要求三个营长必须同岁。

三个人恰好出生于同一年，与其说是一次人事设计，不如放回他们共同成长的年代看。
他们成年时，清朝刚刚结束不久。广东的新式军事教育、革命活动和粤军扩张，给一批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提供了迅速进入军队的机会。到了1921年前后，这一代人已经从军数年，正处在由基层军官向营级主官上升的阶段。薛岳、叶挺、张发奎恰好一起走到了这个台阶上。

所以，广东籍有组织上的原因，同为1896年出生，则留下了真实的偶然。

警卫团成立后不久，它要面对的也不是仪仗和站岗。
1922年6月，陈炯明部与孙中山决裂，广州局势骤然恶化。总统府周围发生武装冲突，警卫团一营、二营及孙中山身边的卫士力量分别投入防御。孙中山离开总统府后登上永丰舰，宋庆龄一度留在险境之中，随后在卫士保护下转移。

这场冲突把警卫团的性质摆得很清楚。薛岳、叶挺、张发奎担任的是正规部队营长，他们掌握的是成建制武装，要负责部队、阵地和战斗任务。孙中山身边另有承担近身护卫职责的卫士力量。警卫团三个营长并不是三名贴身侍卫，他们首先是带兵军官。

也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孙中山用人的现实标准露了出来。
他需要的是能够把一营士兵带住的人。军官是否来自已经掌握的粤军体系，是否熟悉原有部队，是否有实际军事训练和任职经历，比三个人生日是否相同重要得多。警卫团的人事安排还经过粤军第一师、邓仲元、陈可钰等组织环节，三个营长的位置，是整套军队关系运转后的结果。

几年以后，这张名单上的三个名字才逐渐拉开距离。
叶挺在北伐中率独立团作战，后来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战时期出任新四军军长。薛岳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抗日战争期间担任高级将领。张发奎则长期留在国民党军政体系，在北伐和抗战中担任重要军职。

1921年还站在同一个警卫团编制里的三个二十五岁青年，后来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军事道路。
回到当年的广州，那张名单其实没有那么玄妙。孙中山身边需要一支可靠的警卫部队，粤军第一师提供了现成的兵和干部，整编又延续了相当一部分原有的人事关系，于是薛岳、叶挺、张发奎分别坐上了三个营长的位置。

三个人都是广东人，有一条清楚的组织路径。
三个人都生于1896年，却没有这样的安排痕迹。

1921年，警卫团里摆下的是三个年轻营长的位置。

几十年过去，其中任何一个名字单独拿出来，都足以占去近代军事史很长的一页。那一年，他们却只是隔着三个营的番号，同时站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