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荷兰，中国的态度只有一个：不接受豁免，不开启谈判，直至将其彻底打服。北京需要一个“典型案例”，来向全世界宣告一条新铁律：在美国对华的科技战中，没有“中立”，只有“帮凶”，而所有“帮凶”，都将付出比美国更惨痛的代价。
 
2024年9月6日，荷兰政府宣布扩大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许可范围，新措施于9月7日生效。ASML的部分浸没式DUV设备由此进入荷兰国家许可体系。
 
荷兰官方采用的说法是维护国家和国际安全，中国看到的却是另一层问题，美国不断收紧对华半导体限制以后，荷兰掌握着全球光刻设备产业的重要一环，其政策越来越深地卷入美国推动的技术限制体系。
 
真正把事情推到另一个阶段的是2025年9月30日，当天，荷兰经济事务部门动用了自1952年以来从未实际使用过的《货物可用性法》，介入安世半导体经营。
 
荷兰政府后来自己确认，这是该法律73年来第一次被启用。安世不是一家可以随便切开的普通企业，它的晶圆生产、封装测试、客户体系分布在不同国家，中国环节又是整个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纸行政命令落下来，影响自然不会停在奈梅亨的一栋办公楼里。中方随后把话讲得很重。2025年10月16日，商务部公开反对荷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行政手段直接插手企业内部事务，并指出荷兰法院公开文件显示，荷美此前曾围绕美国所谓“穿透规则”进行沟通，美方还提出更换安世中方首席执行官、调整公司治理结构等要求。
 
也就是说，这场风波很难同美国持续升级的半导体限制完全切割开来。随后发生的事情更加现实。安世荷兰于2025年10月26日停止向安世中国供应晶圆，中方则对相关出口采取管理措施。
 
供应链很快出现紧张。到了11月1日，中国商务部没有选择无限扩大影响，而是明确宣布，对符合条件的相关出口予以豁免，并推动安世中国恢复供货。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它说明中国的目标并不是让欧洲汽车企业陪着一起受损，而是要求制造问题的一方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压力很快传回荷兰，2025年11月19日，荷兰政府宣布暂停依据《货物可用性法》针对安世发布的行政命令。
 
荷方在提交议会的材料中承认，当时正在与中方进行建设性磋商，希望恢复芯片供应链并寻找长期解决办法。由此也能看出来，中荷之间从来不是“不谈”，真正的问题是谁先制造了障碍，又由谁拿出实际行动把障碍撤掉。 
 
事情并没有在2025年底彻底翻篇，2026年2月11日，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企业法庭决定继续调查安世半导体的政策和经营情况，此前暂停相关董事职务、任命临时董事以及股份托管等临时措施继续有效。
 
到了3月6日，安世中国又公告称，安世荷兰批量停用了中国员工的办公账号，部分生产流程受到影响。3月7日，商务部公开指出，此举给双方企业正在进行的协商制造了新的困难，如果再次引发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危机，荷方应承担责任。
 
所以，中荷这场较量远没有参考资料写得那么简单，中国现在手里有市场、有完整制造体系，也有关键材料和供应链环节。别人出台技术限制时，中国并非只能发表声明然后继续承受成本。
 
必要的时候，出口管制、许可管理以及供应链政策都可以依法成为维护自身权益的工具。
 
 
不过工具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是为了制造无差别损失，2025年11月给予出口豁免，就是非常清楚的例子。再看荷兰最重要的半导体企业ASML，也没有必要为了追求戏剧性而写成“已经被打垮”。
 
2026年7月15日，ASML公布第二季度业绩，单季净销售额93亿欧元，净利润29亿欧元，并把2026年全年销售预期提高到430亿至450亿欧元。
 
一个高度依靠全球分工的国家，如果不断把本国最重要的产业节点纳入地缘政治限制，就必须接受供应链另一端作出回应。过去欧洲一些政策制定者容易产生一种错觉，限制可以单向施加，成本则由中国企业自己消化。
 
安世半导体风波已经证明，产业链不是单行道，行政命令进入企业以后，晶圆、封装、汽车零件和客户订单都会跟着受到影响。到了2026年7月7日，中荷第18次经贸混委会在北京举行。
 
双方同意由政府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