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一群日军闯进一村民家中，日军为了取乐，先将女人摁住，把她6岁的女儿扔进火堆里，女孩爬出来，又被扔进去，再爬出来，再被日军扔进火堆后活活烧死，女人随后被日军侮辱并开肠破肚，也被扔进火中。

那天早上，赵庄村的鸡刚叫过第二遍，村外就传来杂乱的脚步声。起先还有人以为是过路的队伍，直到枪声在村口炸开，大家才明白，坏事来了。

赵清范头天夜里就听到风声，说日军可能要来扫荡。他跟几个青壮商量，天不亮先躲到村后的洼地里，等动静过去再回来。临走前，他反复叮嘱妻子：“你带着孩子，听见枪响就往苇子坑跑，别收拾东西，命要紧。”

女人点了头，可天亮以后，村里一直静着，她心里又放心不下。锅里的粥还没熬开，女儿蹲在灶边添柴，抬头问她爹啥时候回来。女人刚要答话，院门“咣当”一声被踹开了。

几个日军闯进来，像狼进了羊圈。一个翻箱倒柜，一个去扯墙上的棉袄，还有两个盯着女人和孩子笑。女人把女儿往身后藏，嘴里一个劲儿说家里没人，求他们拿了东西就走。可这些话落在人家耳朵里，连一粒灰都不如。

院子里很快燃起了火。门板、木凳、破筐子，全被扔进去。火苗窜起来，照得人脸一阵红一阵黑。孩子吓得哭，抱着娘的腿不撒手。女人跪下磕头，额头碰在土上，一下又一下，土都沾了血。

可日军不听。那一阵笑声，比枪声还叫人发冷。

等村后苇子坑里的赵清范听见赵庄方向的哭喊时，已经晚了。几个男人趴在芦苇丛里，谁也不敢动。不是不想回去，是手里只有锄头镰刀，回去也是白白送命。赵清范攥着一把土，指甲都抠进掌心，嘴唇咬得发白。

村里那会儿已经乱成一锅粥。东头的张二婶被赶出门，脚上连鞋都没穿；西边刘老汉藏在柴垛后，被日军一刺刀挑了出来；还有几个孩子躲进牲口棚，结果棚子也被点着了。火顺着草顶往上爬，黑烟压得人喘不过气。

日军把没跑掉的人都赶到打谷场。老人、妇女、孩子站成一堆，谁也不知道下一刻轮到谁。一个日本军官站在石碾旁，拿着指挥刀，问村里有没有八路，有没有粮食藏起来。没人吭声。不是不怕，是很多人真不知道。可日军哪里管这个，枪托砸下来，倒下一个，又拖起来一个。

有个老太太抱着孙子，哭着说孩子才三岁，啥也不懂。旁边的日军听不明白，也不想听，伸手把孩子拽过去。老太太扑上去，被一脚踢倒，半天没爬起来。她的手还往前伸着，嘴里喊着孩子的小名，声音哑得不像人的声音。

抢完粮食，日军又开始烧房子。一袋袋高粱米被扛走，带不走的就倒进水沟里。鸡鸭被抓了，猪被牵走了，连村里磨盘边的半捆干柴也不放过。有人躲在地窖里，烟灌进去，最后自己爬出来，一露头就挨了枪。

快到晌午时，日军才慢慢撤。临走前，他们又在打谷场开了枪。枪声一响，人群像割倒的麦子，一片片倒下。还有几个没死透的，在地上抽着气。日军看都不看，牵着牲口、推着粮车，顺着村口那条土路走远了。

赵庄村静下来以后，静得吓人。火还在烧，梁木塌下来，发出闷响。风一吹，灰烬满天飞，落在井沿上、树杈上，也落在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人身上。

天黑透了，赵清范才敢回来。他一路走，一路认不出自己的村子。哪家是厨房，哪家是正屋，全塌成一片黑。他回到自家院门口，腿一下软了。那棵老枣树还在，树下的土却被火烤得裂开。屋门没了，灶台塌了，院中央只剩一堆灰。

他跪在灰里，用手一点点扒。旁边的人劝他别扒了，他像没听见。直到扒出几块烧黑的骨头，他才停住，整个人僵在那里。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把那些残骨用破席子裹起来，抱在怀里，像抱着睡着的妻女。

第二天，活下来的人把死去的乡亲埋在村外坡上。赵清范把妻子和女儿埋在院后的枣树下。那地方是女儿平时玩耍的地方，她常说等枣熟了，要摘最大的一颗给娘吃。

后来很多年过去，赵庄村又盖起了房子，也重新有了炊烟。可赵清范再没真正缓过来。他不爱说话，农忙时下地，农闲时就坐在枣树下，一坐就是半天。有人问他想啥，他摇摇头，说没想啥。

其实他心里一直停在1939年的那个早晨。火光、哭声、倒塌的屋梁，还有那个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都没从他眼前散开过。村里人也记着，那不是一户人的仇，是整个赵庄村压在心口的一块血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