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战争最大误判：尼赫鲁根本没想到，我军会坚决反击 1962年10月12日。那天夜里，刚从前线回来的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心里其实是发虚的。 这位考尔中将挺有意思，他是尼赫鲁的远房亲戚，也是尼赫鲁最宠信的爱将，人称“山鹰”。但他这只鹰，此前基本没怎么抓过猎物，是个典型的“办公室将军”。他在前线转了一圈，看到的是什么？是我军严阵以待的阵地，是险恶的高原地形，还有印军薄弱到可怜的后勤——士兵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雪地里瑟瑟发抖，枪里没几颗子弹。 考尔当时的想法很实在：得撤。他想劝尼赫鲁收手，赶紧把那个代号“里窝那”的进攻计划停下来。 可是，当他走进总理府，看着尼赫鲁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考尔怂了。尼赫鲁正沉浸在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梦里，他甚至激动地对考尔描述胜利后的场景：“百姓会忘记贫穷，跳起卡塔卡利舞，我会永远感激你！” 这哪里是战前动员，简直就是诗朗诵。 考尔把到了嘴边的真话咽了下去。尽管他后来含蓄地提了四点困难：天气恶劣、后勤补给断绝、指挥权混乱、中国军队可能反击。但尼赫鲁大手一挥，给出的理由让人哭笑不得：中国国内困难重重，战略重点在东边，绝不会为了这片荒无人烟的雪山调动重兵。 就这么着，尼赫鲁拍了板，考尔硬着头皮接了令。一个基于幻想的进攻计划，就这样把数万印军推向了深渊。 尼赫鲁的算盘打得很响：搞“前进政策”，利用中国热爱和平的心理，像切香肠一样，今天占一个哨所，明天划一片地图。他以为这叫外交智慧，实际上这叫得寸进尺。 面对印度的步步紧逼，毛主席当年的判断非常精准：“不想打，不得不打。” 既然要打，那就打出威风，打出几十年的和平来。 10月20日，战争正式打响。印军所谓的精锐部队，在我军面前脆得像张纸。 咱们说两个具体的事例，你就能明白当时双方的差距不仅在装备，更在精神。 在东线战场，有个叫克节朗的地方。印军原本以为凭着险要地形能守住，结果我军的穿插战术用得炉火纯青。当时有个战斗英雄叫陈代富。这名字大家可能听得少，但他的事迹跟黄继光一样猛。 攻打地堡的时候，陈代富奉命去爆破。他把爆破筒塞进印军地堡，结果里面的印军又给推了出来。反复几次，陈代富急了，他爬上地堡顶，刨开土，从顶盖圆木的缝隙里把爆破筒硬塞进去。为了防止敌人再推出来，他用胸膛死死顶住爆破筒的把手，直到爆炸前一秒才滚下来。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印军哪里见过？他们那边的雇佣兵思维，是拿钱干活，命是自己的；咱们这边的战士，是为了保家卫国，命是可以豁出去的。 再看西线。有个副班长叫庞国兴，这哥们儿更是个传奇。战斗打乱了，他和连队失去了联系，身边就剩两个新兵。换别人可能就想着怎么归队了，庞国兴不，他带着两个战友，三人战斗小组，愣是深入印军后方15公里。 他们三个，追着印军几百号人打。这不是夸张，是真事。战后庞国兴那句名言，至今听着都提气：“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要击！” 你看，这就是气势的差别。印军那边是兵败如山倒，指挥官考尔中将甚至抛下部队，坐着直升机跑路了；我军这边是三人小组敢追着敌人营级单位打。 最让尼赫鲁崩溃的，应该是瓦弄之战。 瓦弄这个地方，号称“老虎口”，地势极其险要，印军在这里驻扎了王牌部队，还有从美国运来的现代化装备。尼赫鲁甚至在11月14日还在做梦，给考尔发生日贺电，祝他“马到成功”。 结果呢？11月16日，我军发起反击。仅仅几个小时，号称固若金汤的瓦弄防线就被撕开了口子。印军第11旅旅长甚至连密码本都没来得及烧，就跟着考尔狼狈逃窜。 这场战斗，我军歼敌1200多人。那个曾经在地图上被尼赫鲁划入版图的地区，瞬间回到了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 前线的战报传回新德里，对尼赫鲁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他一直坚信的“中国不敢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那些日子，这位印度开国总理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他在议会上结结巴巴地辩解，试图把惨败说成是“战术性撤退”，但《印度斯坦时报》的头版标题毫不留情地写着：“全面崩溃”。 更有意思的是战后的处理。 中国军队在取得完胜，甚至前锋部队已经能看到印度平原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单方面停火后撤。不仅撤回到战前实际控制线，还把缴获的坦克、汽车、大炮擦得干干净净，把俘虏养得白白胖胖，全部还给了印度。 这一招，才叫真正的高明。 回过头来复盘，尼赫鲁的误判其实有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傲慢，其次是无知，最后是侥幸。 1962年的这场战争，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它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它给中印边境换来了几十年的相对和平，也让印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患上了“恐华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