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卫立煌在香港闲逛。冷不丁，身后有人喊：“这不是卫立煌吗？”卫立煌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跟家人说：“别回头，一回头反倒更容易被认出来！” 卫立煌出生于1897年安徽合肥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早年投身军旅，从1912年加入安徽革命军起步，逐步成长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担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警卫团排长期间，积累了实战经验，北伐时期升任师长，参与讨伐军阀的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指挥部队在忻口地区阻击日军，组织防御体系，协调资源援助平型关附近的八路军，提供弹药支持。1938年他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讨论抗日策略，交换情报，这段经历影响了他的军事观点。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任上，他领导缅北反攻，收复失地，打通滇缅公路，确保盟军补给线通畅。这些事迹显示出他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但也埋下与蒋介石分歧的种子。 1948年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他抵达沈阳后面对复杂战场形势，选择固守城市，不执行调动主力增援锦州的命令。部下多次转达蒋介石指示，他以补给不足和地形不利为由拒绝，导致廖耀湘兵团无法得到救援，最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遭受重大挫折。蒋介石撤职并软禁他于南京，这反映出国民党内部指挥体系的混乱。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卫立煌携带家属离开南京，从上海乘船前往香港，途中处理掉军服，标志着他脱离国民党控制的开始。在香港，他租住普通公寓，低调生活，减少外出以避开潜在威胁。 香港作为中转地，聚集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情报人员，卫立煌的处境并不安全。1949年他的老友杨杰从云南逃到香港，本计划与他会晤讨论时局，杨杰因时间错开未见面，当晚在寓所遭国民党特务枪杀，胸部中多枪。杨杰生前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精通军事理论，与蒋介石有分歧，杨杰的死讯见诸报端，引起香港社会关注。警方调查未果，疑为国民党情报机构操作。这事件加剧了卫立煌的警惕，他调整居住地点，避免留下痕迹。国民党多次派人游说他去台湾，他均拒绝，显示出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 卫立煌在香港期间，通过地下渠道与大陆保持联系，1949年10月他秘密致电毛泽东，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祝贺。这封电报反映出他思想的转变，早年访延安的经历让他对中共有一定认识。国民党在香港的暗杀活动频繁，杨杰事件后，另一位老友贺耀祖也险遭类似袭击，贺耀祖曾任国民党上将，在广西任职，逃港后发现跟踪及时逃脱。这些事实说明香港政治环境复杂，国民党针对异见将领的行动持续。卫立煌拒绝吴忠信、郭寄峤等人的劝说，不接受金条诱惑，保持独立立场。 1951年至1954年，国民党继续派赵家骧等人接触卫立煌，他以身体不适为由不见客，实际上在考虑返回大陆的方案。龙云和贺耀祖北上参加政协会议，邀请他同行，他婉拒但开始翻阅旧报纸，回顾援助平型关的报道。1954年冬，周恩来亲笔信抵达，信中附带象征性物品，促使他决定北返。1955年3月15日，他从罗湖桥返回大陆，发表声明与国民党决裂。人民日报刊登他的《告台湾袍泽书》，强调蒋介石的背信行为，原稿有泪渍痕迹，显示情感投入。 返回大陆后，卫立煌受到高层接待，毛泽东提及延安旧事，他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全国政协工作。办公室常置延安带来的物品，作为个人纪念。年轻工作人员询问，他解释其意义与个人经历相关。卫立煌的回归标志着国民党高级将领向新中国的转向，他在北京生活直至1960年1月17日逝世。这些发展体现了历史进程中个人选择的复杂性，与国民党时期的经历形成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