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他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想起同行的杨水长。离开前明明叮嘱过对方看好脚边的邮袋，不过十分钟，人跟东西都没了踪影。客舱里静得奇怪，没人议论，没人指点，连邻座的乘客都低着头假装看书。 何存峰逐排检查了两遍，座椅底下、行李架上都翻遍了，那两个印着国家标识的红色封蜡邮袋，连同杨水长一起蒸发了。他快步走向前舱，想看看驾驶舱附近有没有隔间，刚到服务区就被两个穿制服的拦住，对方双臂交叉，连话都懒得跟他多说。 情急之下，他找到后排一位英语流利的中国乘客帮忙翻译。“我是中国外交信使，护送的邮袋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现在人和袋都失踪了，必须立刻处理。”他盯着机组人员的眼睛，一字一句说得清楚。 对方听完翻译，面无表情地递来个手提袋。里面是他的护照、机票和几张零钱，还有一张杨水长的字条，字迹潦草，说自己要申请政治避难，没提邮袋的事，却像一把钝刀割得他心口发紧。 广播突然响起，说飞机因技术问题要改降芝加哥。何存峰攥紧了拳头，这哪是什么技术问题，分明是想把邮袋转移出去。他再次要求见机长，对方终于露面，却绕着圈子说杨水长想带邮袋去台湾，是“个人决定”。 “他没这个权利！”何存峰打断他，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外交邮袋受国际公约保护，只有我能全程护送，谁也不能拆，不能动。”机长愣了一下，大概没料到这个中国信使如此寸步不让。 没过多久，几个自称美国移民局和国务院的人上了飞机，态度严肃地说杨水长不愿交出邮袋。何存峰拿出早已背熟的公约条款，告诉他们如果强行扣留或拆封，中方会立即通报国际组织，所有后果由美方承担。 双方僵持了近一个小时，机舱里的空气都像凝固了。何存峰始终站在过道中央，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那位中国乘客悄悄对他说：“他们好像在商量什么，你撑住。” 终于，领头的美方人员松了口，说可以归还邮袋。何存峰跟着他们走到指定座位，看到两个邮袋端正地摆在那里，封条完好，编号没错，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他抱起邮袋往回走，路过舱门时撞见了杨水长。 对方被两个移民官架着，头低得快碰到胸口，没敢看他。何存峰也没说话，只是把邮袋抱得更紧了些。后来听说，杨水长没能去成台湾，在美国的难民营里混了几年，三十多岁的人看着像五十岁，再没了当初的意气。 飞机重新起飞时，夕阳透过舷窗照在邮袋的红蜡封上，泛着一层暖色。何存峰摸着封蜡的纹路，想起出发前领导说的话：“信使的命，跟邮袋绑在一起。”他知道，自己守住的不只是两个袋子，还有比性命更重的责任。 回到纽约后，他把事情的经过写成详细报告。中美双方后来专门就外交邮袋管理签了备忘录，只是没人再提起那个在万米高空叛变的人。何存峰偶尔会想起那天的云，白得刺眼，像极了某些人轻易背弃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