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多名地下党因越狱失败被拉去枪毙，走不动在途中被枪毙，仅有4人走到目的地，敌方军官却突然说：“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黄益民愣了愣，以为是新的酷刑。他看着眼前的张我疆，腰里的手枪还在晃，可那眼神里没有杀气。 几小时前，高春兰倒在河堤上时，黄益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那两声枪响震得他耳朵疼，脚步却被枪托顶着，只能往前挪。 越狱计划败得猝不及防。本该响起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没等来，却等来荷枪实弹的保安队。黄益民后来才知道，是柳家兆告的密，那个平时总说“不怕死”的年轻人，终究没熬过恐惧。 审讯室里，烙铁烫在背上像烧红的烙铁钻进肉里。黄益民咬着牙没哼一声，心里只恨自己没把叛徒揪出来。于哲人被打得昏过去三次，醒来还在骂：“狗东西，有本事枪毙老子！” 被拖出去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去东门外的大窑墩。那里埋着不少同志，新土还没压实。可走着走着，方向偏了，路灯越来越密，竟走到了二六八团司令部。 张我疆站在台阶上，军靴踩得咯咯响。他说要南撤，谁掉队就枪毙谁。黄益民看着身边的高春兰，她的鞋早磨破了，血在地上拖出细痕。 第一个掉队的是高春兰。她喘着气求士兵开枪，黄益民想冲过去，却被枪托砸在胸口。枪声响起时，他闭了眼，再睁眼，士兵空着手回来了，枪膛是凉的。 吴克春倒下时，黄益民看清了。士兵把他拖到坡下，枪举得老高，子弹擦着头顶飞过去。夜里风大，谁也没听出不对劲。 走到张家庄，只剩下四个人。张我疆解开他们的绳子，从口袋里摸出几块大洋：“往北边跑，别回头。”黄益民想问为什么，对方已经转身，军大衣下摆扫过门槛，像没说过这话。 1949年春天，黄益民回到解放的高邮城。刚走到街口，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挑水，是高春兰。她肩膀上的扁担压得弯弯的，见了他，水桶“哐当”掉在地上。 “你没死？”黄益民的声音抖得厉害。高春兰抹了把脸，眼泪混着汗往下掉：“那俩兵把我推下坡，说‘快滚，别让我们再看见你’。” 后来才知道，掉队的同志都活了下来。那些枪声是给上头听的，士兵们早就不想打了，借着夜色放了他们一马。张我疆的部下里，有好几个是抓壮丁来的，早就盼着解放军来。 黄益民在县政府见到于哲人的时候，对方正埋头写材料。桌上放着个粗瓷碗，里面的粥还冒着热气。“张团长后来怎么样了？”于哲人抬头问，笔尖在纸上顿了顿。 没人知道答案。直到1975年，有人从监狱里放出来，说里面有个叫张我疆的老头，总念叨“高邮的同志们还好吗”。黄益民和于哲人赶紧写证明，把当年的事说清楚。 等张我疆走出监狱，头发已经全白了。他没去见任何人，就在老家找了个小学看大门。孩子们总问他，为什么总对着北方发呆。 1980年春节，黄益民收到一封信，是张我疆寄来的。纸很薄，字歪歪扭扭：“那年见你们被打还挺着腰，就知道这天下该是你们的。” 黄益民把信给高春兰看。她正在纳鞋底，针在布上穿梭，忽然说：“其实啊，好人坏人，有时候就差个念想。”窗外的鞭炮响起来，震得窗纸沙沙响，像极了当年河堤上的风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