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日本列车员粟野重吉，在火车上对一名中国老太太施暴，其他中国人不敢制止，正当他洋洋得意时，一把匕首插进了他的头颅，让他瞬间倒在了血泊中。 其实刺向他的是两把刀，一前一后，配合得像演练过无数次。动手的是两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年轻姑娘，一个叫安荣卿，一个叫文敬一，都才二十出头。 她们不是战士，也不是地下特工，只是吉林海龙县的小学老师。从小一起长大，同班读书，毕业后又在同一所学校教书，街坊都叫她们“姐妹花”。 那年头，东三省早就被日本人占了。她们亲眼看着洋行经理因为丢了一只鸭子，就在学校门口打死一个无辜百姓。那一刻，她们在教室里攥紧拳头，一句话没说，心里却已经决定了要走。 校长是亲日的，暗地里盯着她们。她们写传单、组织学生宣传抗日的事被搅黄了好几次。后来才明白，在这种地方，光有热血没用，得走出去，找到真正的抗日队伍。 听说赵一曼在黑龙江带着队伍打鬼子，她们就动了心。安荣卿记得报纸上那张照片，眼神坚定，像黑夜里的一把火。两人一合计，辞了教职，揣着两把匕首上了去齐齐哈尔的火车。 匕首是临走前买的，没想着一定能用上，但她们知道，一旦碰上机会，绝不会手软。那天在车上，老太太被踹翻在地，耳光声一声比一声响，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滴在车厢地板上。 满车的中国人低着头，没人动。文敬一突然站起来，安荣卿紧跟着。她们对视了一眼，没说话，但那一眼已经什么都定了。 刀捅进去的时候，车厢里静了一秒，接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等看到那个平日不可一世的日本警员瘫在地上，不少人眼眶一下子红了。 她们站在那里，声音不大但清楚：“父老乡亲，鬼子敢这么欺负我们，就是因为咱们不敢还手。杀一个，就少一个！中国人不能一直这么活着！” 话音刚落，日本警察冲了进来。她们没跑，也没反抗，只是把匕首往地上一扔，昂着头走了。那一刻，她们知道自己走不到齐齐哈尔了，但也不觉得遗憾。 关进公主岭监狱后，敌人以为她们是共产党派来的，用尽手段逼供。打到皮开肉绽，她们只说一句：“放我们出去，照样抗日。”查来查去，发现她们真是普通教师，反倒更惊讶了。 日本人不死心，找来安荣卿的父亲和文敬一的妹妹，想用亲情软化她们。亲人哭着劝，她们背过身去，眼泪往心里流，嘴上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低头。” 在狱中三个月，她们没写悔过书，也没求饶。牢里的人说，她们常低声唱《松花江上》，唱着唱着就停了，但眼神一直没变过。 1936年6月，她们被押到公主岭北山刑场。赴死那天，她们穿得整整齐齐，一路走一路喊：“用我们的血，叫醒中国人！鬼子不会长久！”枪声响起时，围观的人群中有孩子哭出声。 两个月后，她们一心想要投奔的赵一曼，在珠河被日军杀害。临刑前也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她们死前的话，像隔着时空应和。 这三个人，没在一个战场，没见过面，但走的是同一条路。一个在工厂组织罢工，一个在小学点燃火种，两个在火车上拔出匕首。 她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安荣卿出身富商，本可以躲进家里过安生日子；文敬一从小丧父，靠母亲拉扯大，也没人逼她拼命。可她们偏偏选了最难的那条路。 那把插进粟野重吉头颅的匕首，不只是为了救那个老太太。它是憋了五年的怒火，是九一八之后每一个忍气吞声日夜的反扑。 后来很少有人提起她们的名字。没有雕像，没有正式记载，故事靠口耳相传，慢慢变成了“两个姑娘杀鬼子”的片段。 可那天的火车上，的确有两个年轻人，用最原始的方式告诉所有人：中国人，不是生来就该被欺负的。
